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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与包容性民主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 李宏译
生态危机与包容性民主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 李宏译
内容提要：当代生态危机是由市场经济以及要求的增长经济所导致的环境持续恶化的结果。要准确地理解这一危机，既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盛行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技术，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应追溯到基于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蕴涵的主宰自然世界观念的等级制社会的那种一般性统治型社会关系。因而，要真正克服这一危机，就必须开展一种旨在实现权力在所有水平上平等分配的“包容性民主”或“生态民主”变革。
关键词：生态危机、包容性民主、增长经济、社会变革
当代生态危机是由市场经济以及要求的增长经济所导致的环境持续恶化的结果。环境严重破坏与增长经济（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版本）同时发生，并不是一个偶然性历史现象。但是，增长经济框架下主要的权力形式是经济的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引起统治精英们不断地为争夺对民众与自然世界的主导而竞争这些事实，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目前的生态危机。换句话说，要准确地理解现时代的生态危机，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技术（像环境主义者和深生态学家那样），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而应追溯到基于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蕴涵的主宰自然世界观念的等级制社会的那种一般性统治型社会关系。就此而言，人类今天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方案之间的选择，即“可持续发展”和笔者主张的“包容性民主”或“生态民主”。前者在主导性的现存价值与技术体系下寻找生态危机的成因并天真地假定其中可以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只要我们能够劝服公众相信这样一种需要。这种方案同时得到了主流绿色运动和跨国精英中进步部分的支持，而他们把现今的市场经济和代表制民主组成的制度框架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相比之下，生态民主方案在基于制度化的人对人统治以及蕴涵的主宰自然观念的社会制度本身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显然，这一方案需要建立在政治与经济权力平等分配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并由此突显了当代社会中民主化变革的必要性。
一、生态危机与增长经济
1．增长意识形态的终结
增长意识形态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所谓的进步观念。它不仅构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而且还是两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组成要素，这两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进步的观念并在现代性的各种形态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是：理性人类的目标是由人类自己、而不是由什么“神圣的”的典籍所决定的，该原则被概括为“知识—自由—繁荣”三步曲。科学知识在技术领域的成功运用创造了不断进步（直线的或辩证的）的神话——这种知识源于理性的方法（推理、实验等），而不是通过直觉、情感或其他非理性的方法。产生于市场经济的特权社会团体接受了进步的观念并很快将其变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市场经济的动力即经济增长与进步的观念完全相符合。但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观念也为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好处的、反对自由现代性的社会团体和激进理论所接受。进步的观念不仅仅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采纳，后者把进步观念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等同，而且也被生态无政府主义理论所接受，后者试图在一个“趋向”于解放性后短缺社会的背景下展示一个综合自然与社会进化的辩证过程。
*塔基斯·福托鲍洛斯是希腊自由政论作家、《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主编。本文选自他2005年出版的新著《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的第7章和16章、以及第9章和第13章的一节，并已得到作者的中文发表版权许可。限于篇幅，译者对部分内容特别是注释做了删简处理。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作为一系列“主观的”和“客观的”变化的结果，增长意识形态尤其是与增长相联系的进步遭到了具有民主传统的思想家、然后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主观的”因素是指在科学范式中出现了从牛顿机械论模式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向不确定性和主体间性的转变，不确定性和主体间性的特点现在被概括为或然性模式和无序与复杂性理论——这种转变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自由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所阐发的所谓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真理”。“客观的”因素指市场经济的动力不仅导致了以国内和国家间严重经济不平等和财富集中为特点的经济不平衡发展（尤其如“发展”在南方国家的崩溃所表明的），而且对环境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种破坏超过了现代以前全部人类历史对环境带来的破坏。
作为这些趋势的一个结果，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种转变，资源不会耗尽的现代信条被当前的资源短缺、资源保护伦理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 技术等观念所取代。因此，显而易见，以科学为基础的增长是进步观念的实现的神话——这个神话是现代性所有已有形态的共同特征——已被当今以科学为基础的 “可持续发展”（减去了进步）的新神话所取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支持者不仅把现有的集权结构特别是市场经济视为当然前提，而且还假定科学和技术也是中立的，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上述立场转变也就不令人吃惊了。但是，就像笔者在其他地方试图表明的，如果科学和技术中立的假说受到了挑战，那么，整个“绿色” 技术科学的观念，更不用说“绿色”资本主义就会变成另一种幻想！然而，进步神话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像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的那样走向一种“政治不可知论”，相信从前的所有历史阶段和社会都具有同等价值。相反，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界定发展这一难题，而这正是本文的主旨。
2．增长经济的生态失败
当前，西方多重性危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生态危机，指的是由我们作为社会个体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危机。生态系统的破坏、大范围的污染、自然资源的逐渐耗尽、作为世界上1/3动植物庇护所的世界热带森林仅在20世纪就已消失了一半而且这个过程还在加速进行，等等，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迅速恶化已使经济增长受到了限制，这一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尤为明显。当然，如果考虑到与市场经济新形式相伴生的意识形态是大众消费主义（增长意识形态的派生物），考虑到全球化对环境的效果肯定是消极的，那么，上述情况应当在预料之中。
因此，尽管“生态现实主义者”努力为增长经济描绘出一幅光明的图画，也不能否认自经济起飞以来二氧化碳浓度（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已经增加了近30%，而在市场经济出现前的整个千年中，二氧化碳浓度都基本保持稳定。结果，今天已被广泛认可的是，温室效应作为当今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正在导致灾难性的气象后果。然而，与改革主义的左派和正统的绿色神话不同，我们并不同意简单解释成强权公司的抗拒阻碍着克服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的实施。事实上，对付温室效应的有效行动也许是必须彻底改变当今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是由市场经济的动力、国家间和国家内收入与财富的集中以及相应的城市化所决定的，同时也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特别是汽车文化的影响。这一集中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是农业的工业化。它不仅导致了小农场主的消失，导致了通过基因工程（用于解决因人口增长而出现的粮食危机）使农业进一步工业化的需求，也造成了“疯牛病”（人类生活本身也有可能受到灾难性影响）、“口蹄疫”之类疾病的传播。显然，全球化的环境后果是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这里主要是指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化了的集权制度，而不是指“坏”的经济政策和实践。
在上个世纪最后的25年中，对增长经济中潜在生态副效应的认识导致了各种“生态学”方法的出现。对这些方法加以分类的一个基本途径是，认识清楚它们是以生态为中心的还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把人类看作是“生命网络中的一部分”（比如深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则把人类看作是“最高级的生命”（比如生态社会主义）。然而，这种划分生态方法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两种不同类型之间可能具有的相互关系，比如社会生态学所阐明的。
因此，我将首先划分生态学的不同方法，其依据是看它们是否对以下两个方面做了综合的尝试：一方面是对增长的潜在生态影响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是对市场经济中应对市场化因素的经典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分析。依此，我们可以对生态认知方法做如下区分：
* 自由环境主义，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环境分析的综合；
* 生态社会主义，在环境难题分析中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环境分析的综合；以及
* 社会生态学，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和剥削的等级结构，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与环境分析相综合的尝试。
至于其他至少从表面上看并不以综合其他传统为目的的方法，我们可称之为“纯粹”生态的认知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种“深绿”的方法，它几乎专注于增长经济中隐含的生态难题。另外，“适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法也可以归为此类。
让我们更加详细地考察一下“可持续发展”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已被当今部分跨国精英所接受。它始于“布伦特兰报告”的发表并很快得到了世界各地绿色“现实主义者”的支持，目的在于实现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它被定义为“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布伦特兰报告建立在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
* 经济增长是社会正义的关键，因为它能够消除贫困——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主张只是一个幻想。
* 增长是环境保护的关键——这是另一个建立在“绿色资本主义”假说基础之上的幻想。一方面，它忽视了存在于增长经济内部的逻辑和动力之间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它试图以质量指标（在过去是“社会公正”，现在则是“可持续性”）为这一动力设定条件。
* 增长“可以是环境可持续的，条件是工业化国家能够继续最近发生的增长向更少原料与能源集约型活动和原料与能源有效利用等方面的转变——就现实生态难题还在不断恶化（如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森林面积缩减、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等）而言，上述原则又是一个空想。
的确，每一个跨国公司的体面人物在演讲时都谈论“可持续性”，由跨国精英控制的组织（比如世界银行、欧盟的官僚机构等）也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报告、组织了多次讨论会并对可持续发展与资源保护的研究提供资助，而后现代科学家则创建起有关后现代科学作用的理论，试图将其建立在人与自然存在之间的非剥夺性关系基础上 ——一个所谓的“重新陶醉大自然”的过程。此外，“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了绿色政治家和组织（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的促动，这些组织直接或间接地由跨国公司资助。再考虑到主流绿党已在欧洲几个国家中分享政府职位，那么，可持续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范式”并不令人奇怪。
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国际化市场经济的现存制度中，“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本身自相矛盾。对此，塞尔奇•拉图切（Serge Latouche）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只不过是试图缓解经济增长“坏”的方面的最新尝试。但是，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考量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也没有改变现代性的逻辑。
由此，人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可持续发展方法忽视权力集中现象——作为增长的一个基本结果和前提条件——这一事实，并非是与它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相关的：更多的增长、更多的努力和更好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以及提高能源与资源利用的效率。显然，这种方法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寻找途径，而是寻求创立一个“生态友好”的市场或增长经济。
3．“发展”的生态向度
20世纪80年代，突显的生态危机为发展的讨论增添了一个新向度。在那之前，这种讨论还只是集中在如何在南方国家复制北方增长经济的可能性问题上。发展中隐含的生态后果和对增长经济本身固有的渴望成为讨论的核心。
对于正统经济学家而言，问题在于“发展”是使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还是由于缺少发展而导致了环境问题。世界银行的报告（1992）认定，许多问题与经济欠发展有关；它特别提到了南方国家存在的卫生设备和清洁水源的缺乏、生物质燃烧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多种类型的土地退化，这些都是贫困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同一组织的报告又说：“许多其他问题是由于经济活动的增多而恶化：比如与工业和能源相关的污染（地方的和全球性的）、商业伐木和水资源过度利用导致的森林减少。”
并不奇怪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两种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与维持和继续现存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目标相一致的。因此，它对环境难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更多发展”，条件是必须成为一种“充分考虑到环境的价值”的发展，以便实现一个在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更好的置换。这样，环境就被设想为能够被“估价”的东西（即使是以一种“附加”价值的形式），就像在市场经济下其他事物也被赋予一个价值一样。依此，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被“内部化”，或者通过创造新的可赢利的“绿色”商业活动，或者通过国家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正确”行动。
然而，除了无法把一个“客观的”价值强加到构成环境的绝大多数因素上（因为它们牵涉到一个主观性的因素即生活质量）这一事实，实际上，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蕴涵着将市场化过程在环境本身的扩展。因此，这种方法不仅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从产生起它就与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土地相结合并触发了生态破坏的过程，而且还推荐市场化过程应扩展到环境的其他构成部分（空气、水，等等）！因而，预测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困难：环境将被置于或者主宰市场经济的经济精英们（如果它能够被分配一种实际的市场价值）或者国家（如果只有一个“附加”价值对于它是可能的）的控制之下。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尽管能否遏止生态破坏至少是不确定的，但由旨在用“绿色”处方主宰环境的精英集团对自然的控制却将被持久化。
无疑，世界银行忽略了强有力的相关证据，即环境恶化主要是由发展引发的贫困而不是由于欠发展而导致的贫困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同意是富裕国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环境的恶化而不是由于那些穷国的话，情况尤其如此。在1990年，占世界人口15%的高收入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9%，而在1997年，这一比例则超过了50%。即便如此，世界银行仍认为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缺陷，并争辩道：对于那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来说，增加消费当然意味着可利用储备的减少。然而，在经济层面上，没有证据支持那些已经市场化的非再生资源比如金属、矿产和能源正变得更加短缺的假定。这是因为，潜在的或实际的短缺会由市场价格的攀升反映出来，反过来，这种短缺会诱发新的发现、效率提高、替代品的可能性及技术革新。
很清楚，世界银行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对于增长经济的再生产而言，集中不仅是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转型时期，“提高市场价格”将发挥赤裸裸的分配机制功能，而这将使特权社会集团从中得利。不仅如此，即使技术革新方法能够跟得上市场价格提高的速度，非特权社会集团至少在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利用它们上也还是不确定的。显然，世界银行仅仅满足于对那些因为增长而逐步短缺的世界资源“根据钱包大小进行分配”。除此而外，并没有证据表明“由更高价格诱发的”新技术将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可持续增长”。事实上，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的：低投入生产也许是对环境最为友好的系统，人类自古以来都一直在实践它；但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都由于其产量低和不能满足不断增长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而摒弃了它。放弃这种实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使得农户依赖于化学公司和出口农作物，以便使他们能够购买通常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化学产品。
二、走向包容性民主变革
面对着新千年之际人类面临的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多重性社会危机，一种旨在实现权力在所有水平上平等分配的“包容性民主”或“生态民主”变革就成为走出现存危机的必然选择，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这种民主变革不应只是对希腊民主传统的复活而应是超越，以便实现社会与政治、经济和生态的重新统一。就此而言，未来的民主应该视为是与各种形式的权力分配中的不平等形式不相融的，或者说与必然导致集权的商品与财产关系不相融的，同时也是与蕴涵着制度化的或“外在的”统治关系和主宰自然世界观念的等级制结构不相融的，另外也是与任何封闭的信念、教条和观念体系不相融的。总之，未来的民主与现存的主导性自由民主概念、以及各种建立宗教、唯灵论或非理性信念与教条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概念没有关系。因而，这种“包容性民主”或“生态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概念。它主要来自对两种历史传统即古典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综合，同时也吸收了激进绿色运动、女权运动和南方国家自由运动的思想。这一进程将首先开始于某些特定的领域，然后逐渐扩展到集体决策可以建立的其他领域。
包容性民主支持者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制定一个导致其中民主计划变成主导性社会范式的情景的过渡性战略。因而，笔者接下来将着力阐述一种能够创造适合包容性民主的制度性框架的政治与经济战略。这种战略包括一种新型的政治及其带来的经济资源（劳动、资本和土地）逐渐脱离市场经济。
1．生活风格与直接行动战略的局限
传统政治已经进入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阶段，市场经济不断加剧的国际化与代表制“民主”的日益衰败相伴而行。与此同时，某些左翼分子关于市民社会民主化的梦想正在破灭。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国际化，而相互竞争肯定会带来最少程度的对市场进行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共同标准。
因此，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将既存的市场经济和代表制民主框架视为理所当然的方法比如各种版本的“市民社会的方法”，那么，当前致力于激进社会变革的主要方法就是由绿色与自由主义运动中某些激进派别提出的生活风格与直接行动战略。
笔者将那些致力于创造新型的选择性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人描述为“生活风格分子”，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提供的“实例”带来社会变化和相应的价值变化，而不是通过创建一个有着明确未来社会设想及其实现战略的新型反制度运动来做到这一点。
当然，在现存制度框架内创建选择性制度的动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任何反制度战略（旨在用新民主制度代替市场经济和代表制民主的战略）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大众中意识的不平衡发展，就尤其是如此。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考虑到过去发生的制度变化总是发生在只有少数人打破了主导性社会范式的环境下这一事实，使得各种精英利用革命性后果去创造异质性的社会形式。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一种意味着同时在主体观念和制度层面上与过去决裂的系统性变化通过人口的多数或“自下而上地”来实现，并使得权力结构的民主废除成为可能。
实现系统性变化的方式之一也许是一种“生活风格”战略。然而，这一战略本身就注定了带来这样一种变化的迟缓性。尽管在少数公众中创建一种选择性文化和推进那些希望看到迅速变化活动分子的道德也是有帮助的，这种方法几乎没有希望能够成功地在目前强烈集权的背景下创造系统性社会变化所需要的民主多数。这一战略指导下的计划很容易被边缘化或吸纳进既存的权力结构（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而它们对社会化进程的影响是很小的，如果不是根本没有。不仅如此，通常集中于某一议题而不是社会转型的一种综合性政治计划一部分的生活风格战略，无助于创造一种系统性变化所要求的“反制度”意识。最后，系统性社会变化不可能在主要的政治与社会领域之外实现。现存权力结构与关系的消除既不能通过“提供实例”来实现，也不能通过教育或劝说来达到。一种打碎权力的权力基础是必要的。对于笔者而言，建立一种与民主计划相一致的权力基础的唯一方法是制定一种旨在实现地方政治与经济结构激进转型的综合性计划。
同样的论点可以用于批评各种直接行动形式在创造一种选择性意识方面的能力。比如，今天作为主要直接行动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比很多生活风格活动更政治化和激进，仍然受到同样缺陷的不利影响。首先，参与其中的各种团体的异质性特征——从改革主义的团体像非政府组织、主流绿色分子、工会组织等到革命性的反制度派别，使得很难将反全球化分子归为一个“运动”。其二，介入这一运动的大多数活动分子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制度目标，使得更难将其断定为一种反制度运动。明显的是，大多数参与者的目标并不是推进一个系统性变化而是“抗拒”全球化，希望推动为了环境与劳工保护而引入对国际化市场经济的控制。因而，反全球化运动活动像很多生活风格分子的活动一样，不太可能扮演一种系统性变化的转型功能，除非它们变成一种致力于系统性变化的综合性政治大众运动的一部分。反全球化运动至多可以扮演一种全球化的“抵抗运动”并带来某种程度的改革，但决不会是系统性变化。然而，一种抵抗运动永远不会带来系统性变化所需要的反制度意识，因为它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性纲领，而这肯定将表达的是所有参与者的最低程度的共同要求。这意味着，鉴于这一运动的现存结构，它的政治纲领将是一种改革主义取向的。
最后，人们不能忘记由现存制度框架确定的参照指标。由于新自由主义共识和现行的全球化形式不仅仅是很多左翼分子假定的政策变化，而是由市场经济国际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因素尤其是关键性的开放与灵活市场因素，永远不会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消失。鉴于控制着世界市场经济的跨国公司对它们不断扩大着的世界范围内市场依赖的增加（因而也是赢利的增加），今天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国际化的。然而，只要市场经济必须是国际化的，市场就必须是尽可能开放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这意味着，只要市场经济和代表制民主制度能够自我维持，所有那些可以实现的改革（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都只是暂时性的胜利和可以逆转的社会进展，就像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时期取得但现在正在被逐渐废除的进展一样。
2．走向邦联化包容性民主的战略
在笔者看来，创建一种超越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组织形式的新型社会的唯一现实方法是这样一种战略：将人们日益增加的对一种新民主的参与和同时发生的经济资源（劳工、资本和土地）对市场经济的脱离结合起来。这种转型战略的目标是创建制度框架和价值系统的变化。而经过新制度和国家之间的一段紧张时期之后，一种包容性民主和一种新型的民主范式将在某种程度上代替市场经济、国家主义民主以及“辩护”它们的社会范式。
但是，什么样的战略可以保证向一种包容性民主的转型呢？尤其是，什么样的行动和政治组织可以成为这一民主计划的一部分呢？选择适当转型战略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一致性。显然，致力于一种包容性民主的战略不可能通过利用等级制政治实践方式或个人主义行动来实现。
因而，在这方面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化市场经济的牺牲品和统治精英之间的阶级冲突形式的集体行动的重要性。我认为，应当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有助于表明国家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压制性特征的所有斗争。然而，这些冲突原因的制度性本质必须加以强调，这一任务不能指望留给工会和其他传统组织的领导层。邦联化并组织参与这些斗争是工作地点大会的任务，而它们是基于“民众”及其他们的邦联化结构的一个更广泛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其二是比如像社区经济发展计划（CEP）、自我管理工厂、住房协会、地方就业与贸易计划（LETS）、公社、自我管理农场等直接行动与活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活动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激进的社会变化。但另一方面，这些活动是一个综合性政治战略的必要和有益的组成部分，其中竞争选举代表着地方参与的顶点。这是因为，竞争地方选举的确提供了一种大规模宣传包容性民主纲领的手段，以及启动它在一个重要社会层面上付诸实施的机会。换句话说，竞争地方选举不仅是一种教育性实践，还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直接和经济民主今天只能建立在地方水平上的表达。因此，竞争地方选举也是一种获得权力以便立即废除它的战略，选举获胜之后即由地方大会取代地方当局的决策角色。最后，竞争性地方选举提供了从基层启动社会变革的机会，这是唯一的民主战略，既不同于国家主义的方法即通过获取国家权力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也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方法即根本不考虑一种系统性的变化。由于 “民众”是未来一个民主社会的最基础的社会与经济单位，我们必须从地方水平开始改变社会。
因此，最直接的目标应当是自下而上地创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也就是说，建立直接和经济民主的公共领域，而它们将逐渐地实现邦联化以便创造一个新社会建立的条件。在笔者看来，这一方法提供了克服我们面临的根本性社会、经济和生态难题并消除现存权力结构的最为现实的战略。一种基于创建包容性民主信念的政治纲领将最终会获得大多数公众的认同，尽管它现在严重受制于政治与经济集权结构的不利影响。
因此，一旦包容性民主制度开始建立，而人们有生以来首次获得决定其自身命运的真实权力，那么，主导性社会范式和现存制度框架的逐渐衰败将会随之发生。一个新的大众权力基础将会相应建立。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将会脱离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组织形式（国内的或国际的）的控制，它们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将会被民主管理的社区的邦联所取代。一种与国家主义组织形式相竞争的二元权力状态将会因此产生。在一定时期内，肯定会反抗其特权被逐渐侵蚀的跨国精英、地方精英及其支持者在用尽各种温和的控制手段（大众媒体、经济暴力等）之后，也许会试图像过去那样使用物质性暴力来保护他们的特权。但那时，一种替代性社会范式将已经变成主导性的，而作为社会制度变革前提的社会断裂已经发生。也就是说，当今“民主”的合法性将已经丧失。那时可以期待的是，民众的大多数已经准备反对国家暴力以便保护他们的新政治与经济结构。一旦公民感受了一种真正的民主，将没有什么物质或经济暴力能够威吓他们回到伪民主组织形式。
3．地方选举的重要性
竞争地方选举的确提供了一种大规模宣传包容性民主纲领的最有效手段，以及启动它在一个重要社会层面上付诸实施的机会。换句话说，竞争地方选举不仅是一种教育性实践，还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直接和经济民主今天只能建立在地方水平上的表达，尽管地方包容性民主必须邦联化以便保证向一种邦联化民主的转型。因为“民众” 是一个未来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与经济单位，我们必须从基层开始改变社会。因此，参与地方选举也是一种获得权力以便立即废除它的重要战略，选举获胜之后即由地方大会取代地方当局的决策角色。不仅如此，竞争地方选举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地改变社会的机会，这是唯一的民主战略，既不同于国家主义的方法即通过获取国家权力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也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方法即根本不考虑一种系统性的变化。
然而，直接行动以及参与地方选举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得权力，而是社会化进程的断裂和“自下而上”地创造一个民主化的多数，而这将使新的包容性民主结构合法化。鉴于这一目的，参与全国性选举明显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手段，因为即使这一包容性民主运动赢得了全国大选，这必将只带来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化进程的断裂只能是渐进的并与分阶段落实的包容性民主计划持续相互影响，而这只能首先在基层层面上发生。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获取全国性权力来落实新计划的尝试并没有提供任何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作用和使系统性变革所需要的意识均质化的机会。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以前旨在实现系统性变革的革命性或改革主义尝试失败的基本原因正是意识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换句话说，所有过去的革命都发生在只有少数人实现与主导性社会范式决裂的环境下。这为各种精英们提供了利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机会(智利)，或者导致了为了保护革命而建立的极权结构（法国和俄国革命），从而挫败了创建平等权力分配结构的任何尝试。然而，对于一个真正成功的革命而言，同时在主体意识水平和制度水平上与过去的断裂是必需的。对于一个过去发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来说，它有着有利的条件来实现第一个目标，即废除国家权力和建立自己的权力，但正因为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因而有着自身的等级制结构，所以它不可能改变主导性的社会范式而只能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做出一些改变。另一方面，尽管自下而上的革命始终是将民众民主地转向新社会范式的方法，它在过去受到了大众意识不平衡发展甚至不允许革命实现第一个目标即废除国家权力这一事实的不利影响。因此，系统性变化的主要难题始终是如何从基层水平上并由大众主体来实现，以便使权力结构的民主废除成为可能。笔者希望，包容性民主战略能够提供这一关键性难题的解决方案。
因此，一旦包容性民主制度开始确立，而人们有生以来首次获得决定其自身命运的真实权力，那么，主导性社会范式和现存制度框架的逐渐衰败将会随之发生。一个新的大众权力基础将会相应建立。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将会脱离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组织形式（国内的或国际的）的控制，它们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将会被民主管理的社区的邦联所取代。一种选择性社会范式将变成主导性的，而作为社会制度变化前提的社会化进程断裂将会随之而来。一种与国家主义组织形式相冲突的二元权力结构将会形成，这或许会或许不会最终导致与统治精英的对抗，取决于那时形成的权力平衡结构。明显的是，新制度对公民的吸引力越大，统治精英诉诸于暴力以重建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
4．创建新型的社会运动
现在，我们面临着“传统的”反制度运动的终结：就权力的不公平分配构成了人类他治状态的基础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挑战某一种形式权力而不是权力本身。换句话说，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挑战他治本身而不是各种他治形式的、真正的反制度运动，就像那些传统的反制度运动那样挑战作为其他形式权力基础的经济权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政治权力（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权力（女权运动）等的不公平分配。因此，关键是挑战每一种权力形式的不公平性，换句话说，权力关系和结构本身。
正是这种传统反制度运动的溃败导致了对一种新型反制度运动的需要。与第一方面相关的第二个支持理由是，我们不仅面临着传统反制度运动的终结，还面临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裂的终结。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现在已不再存在任何“体制”或相应的“阶级分裂”。它的真实涵义是，我们正面临着新型的“阶级分裂”。因此，依据包容性民主的观点，经济阶级的消失只是标志着传统阶级划分的死亡和新的“整体性”阶级划分的产生，即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权力结构的人群和只是占据其中一部分（比如经济关系、性别关系、身份政治、价值等等）的人群之间。换句话说，主导性和附属性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领域（职业政治家对其他公民）、经济领域（公司所有者、经理对工人、职员）和更宽泛的社会领域（男性对女性、黑人对白人、种族多数对少数等）的现存社会分裂，依赖于一种再生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制度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社会范式）。
在当今社会中，制度化不平等权力分配的主要结构是市场经济和代表性民主，尽管制度化不公平权力分配比如在性别、种族、民族等方面的其他结构并不能“简约化” 为这两种主要形式。因此，这些结构被一个包容民主制条件下保证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平等分配的制度的替代，是创造一种最终消除所有人之间（不论性别、种族和民族差异的）不公平权力分配的新文化的必需前提（尽管还不是充分的）。因此，绿色分子、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差异与身份政治的支持者把首先改变文化与价值作为变革现存的某些权力结构方式的努力——而不是在参与那些替代自我维持不公平权力分配的所有结构的斗争中创造支持新结构的价值，是注定要被边缘化和失败的，最多只能取得某些改革性进展。
可以明确的是，尽管继续谈论单一性的阶级划分已经没有意义，这并没有消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属于解放性主体的社会团体形成一种关于那些形成与再生不公平权力分配结构的价值与制度的共同意识时，他们也许会团结起来，主要不是反对主导性的社会团体而是反对等级制的制度框架及其捍卫者。将那些附属性社会团体成员围绕一个解放性计划比如包容性民主团结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被各种形式权力的排斥——一种建立在现存的制度及其相应的价值所确立的不公平权力分配基础上的排斥。这就将我们引向任何转型战略所面临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解放性主体的“身份”，或者它过去被称为的“革命性主体”。
5．今日解放性主体
过去的所有反制度战略基于革命性主体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假定，尽管这一方法在上一个世纪中出现了数个变体以包括革命性主体农民和学生。然而，标志着从国家主义现代性向新自由主义现代性转变的“系统性变化”和相关的阶级结构变化以及同时发生的意识形态危机，意味着传统阶级分裂的终结，尽管并不像社会—自由主义者宣称得那样是阶级分裂本身的终结。某些激进左派分子无视明显的系统性变化，坚持维持革命性工人阶级的神话，往往借助一种同义反复的方式重新界定它。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左派作家像布金和卡斯托里亚迪斯却走向了这样一种立场，我们界定革命性主体时必须放弃任何“客观的尺度”并假定整个公众（人民）是对革命性观点同样程度开放或封闭的。最后，后现代主义者用身份差异代替了阶级区分，用离散和差异代替了“政治体制”。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情形，其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统一或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被拒绝，“不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主义追求和反对阶级剥削的一体化政治，我们只能接受一种本质上互不关联的具体斗争的集合并最终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服从”。
对于包容性民主来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范式，既认可构成不同亚群体（妇女、少数种族等）的社会团体的不同身份，也同时承认一种整体性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后者保证了权力集中在整个社会中各种精英和主导性社会团体的手中。这种范式即包容性民主范式以容纳各种权力形式分配的复杂平等概念回应了当前社会关系的多重性（性别、种族、民族等等），从而反映了人们的不同需要和经验。事实上，今日解放性政治的主要难题是那些潜在地构成一个新型解放主体的所有社会团体如何在一个共同世界观、共同范式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种世界观将保证各个层面上权力集中的现存结构及其价值体系被视为人类当前多重性危机的最后原因。依此，鉴于包容性民主计划的宽泛观点，一种新的、旨在实现包容性民主的运动应当诉求于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当然是除了主导性的社会团体即统治精英和上层阶级。
因此，包容性民主计划的经济民主要素将诉求于国际化市场经济的主要失利者即底层阶级和边缘化群体（失业者、蓝领工人、低工资白领工人、非全职雇员、临时雇员、被工业化农业排挤出的农民），以及学生和预期的职业中产阶级成员，后者看到他们的职业安全梦想正在建设灵活性劳工市场的背景下迅速破灭。它也应诉求于新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由于不能加入“上层阶级”而处在长期不安全的状况下，这在南方国家中尤其如此（正如阿根廷危机所表明的）。
包容性民主计划的政治民主要素应诉求于所有那些正在参与地方和单一议题运动的成员。正如甚至社会—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承认的，尽管对职业政治家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在急剧下降，议会民主政治的衰败并不等于政治淡化。明显的例子是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创议组织的发展。并不奇怪，“小团体运动”在美国蓬勃发展，40%的人口即7500万至少属于某一个小团体，而英国的自助和环境团体在最近几年中也在迅速扩大。尽管这种“市民社会”的扩展主要集中在新中产阶级中，但是，这是人们热切寻求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真正民主的一个标志。不仅如此，由于公民参与的范围现在被局限在单一性议题上，所以只有单一议题运动和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换句话说，可以认为，小规模团体运动的扩展表明了一种全国水平的上伪民主——代表制使集体参与无效化——向地方水平上的伪民主的移动：其中，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决定仍然留给政治与经济精英做出，但与此同时，在一个“亚政治”中，“活跃的”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团体要求就次要或地方议题决策的权力。
最后，包容性民主计划中生态的以及与“社会领域中民主”相关的要素应诉求于当代社会中所有关注集权对环境影响的阶层和那些受到父权制与其他等级制结构压迫的阶层。
因此，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新政治组织建立在一个最广泛的政治基础之上。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一个包括反全球化活动分子、激进生态主义者、自治计划支持者、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激进女权主义者、自由左翼分子和其他接受民主计划的活动分子的宽泛图谱。包容民主计划应该由于其对人口绝对多数的社会诉求而吸引所有的激进活动分子。因此，下列社会团体可以潜在地成为一个新的实现系统性变化的“解放计划”的基础。
* 现行国际化形式下市场经济制度的受害者，即失业者、低工资者、面临消失的农场主、暂时性就业者；
* 那些受到垄断“政治”的现行国家机器疏远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地方社区团体要求自决权的尤其是属于“中间群体”的居民；
* 那些在工作地点被等级制结构剥夺和疏远的工人、职员等；
* 那些同时在工作地点和家庭中被等级制结构疏远、并追求一个基于平等、相互尊重、自治、决策与责任分享、情感与性别平等的民主化家庭的妇女；
* 那些受到把民众分为一等和二等公民的“国家主义”民主歧视的少数种族或民族；
* 所有那些关注环境破坏和生活质量不断恶化、目前存在于改革主义生态运动和边缘化经济公社的人们。
无疑，这些团体中的一部分也许把它们的目标视为与其他团体的目标相冲突的（中产团体与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受害者之间等等）。然而，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包容性民主的确提供了一个依据保证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分析现行多重危机的原因和导致我们走向一种选择性社会的目的与手段的共同范式。因此，一个建立基于这一范式的运动的斗争是迫切的和必需的，以便构成这一新解放计划的各种社会团体可以成为重新把社会与政治和经济、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催化剂。
旧政治注定要失败，因为市场经济不断加速的国际化伴随着代表制民主的持续衰败。国家有效控制市场力量以便克服大规模失业、贫穷、不断增加的收入与财富集中和环境的持续破坏方面的无能，已经导致了尤其是在低层阶级和边缘化群体中间的大规模政治冷淡主义和讥讽主义。结果，所有的政党都争夺中间阶层的选票，使后者成为政治进程的决定者。与此同时，很多左翼分子关于市民社会民主化的梦想也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国际化。换句话说，竞争将会带来对市场的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最低共同标准。因此，一种与全球化经济中竞争最激烈部分的市场化程度相一致的市民社会肯定会占据主导地位。
因而，明显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政治。它将致力于地方包容性民主的重建，即创造一种把公民作为在十分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在民主大会制度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公民来对待的新公共空间。比如，公民作为工人在工作地点大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民主企业管理方面的决策，而公民作为学生在各种学校管理中参与决策。这种新政治要求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而后者将在前者的产生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那么，这种新型政治组织将采取何种形式和如何产生呢？
6．新型政治组织
显然，新型的政治组织本身应该仿照所期望的社会结构。它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采取一种“行动民主”的形式。它在地方水平上将承担很多形式的干预功能，总是作为一个旨在把每一个地方当局最终改变为一个包容性民主的综合性社会转型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干预形式应该扩大至上述界定的每一公共领域，并包括
* 在政治层面上，创建基于直接民主的“影子”政治制度（邻里大会等）和各种反对现存制度及其活动的直接行动形式（游行、集会、宣讲和公民不服从）；
* 在经济层面上，建立一个“民主性”部门（即包括着那些由公民和民主性福利机构集体占有与控制的民主生产与分配单位的部门）以及各种反对现存制度及其活动的直接行动形式（罢工、占领等）。
* 在社会层面上，创建工作地点和教育地点等的自我管理制度以及参与工人民主、家庭民主、教育制度民主等的斗争；
* 在生态层面上，建立生态健全生产与消费单位以及反对公司破坏自然的直接行动；
* 在文化层面上，旨在创建一个社区控制的艺术（代替现在由精英控制的艺术）的活动和选择性媒体活动，后者将有助于使与包容性民主相一致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导性文化。
接下来，让笔者大致描述一下建设包容性民主组织可能采取的步骤，尽管这一进程在实践中采取的具体路径将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条件和环境。
第一步是发动一个特定地区的一些对包容性民主感兴趣者的会议，旨在成立一个讨论这一计划特别是针对国际包容性民主网络的团体。一旦达成关于这一网络原则的总体性协议，这一团体就可以与同一国家内以及其他国家的包容性民主网络的其他单元进行联系，开展信息与新闻交流。经过一系列会议及其讨论之后，这一团体可以形成一个表述其基本目标、手段和战略的最低纲领。这一团体也应当形成它非等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直接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决策过程。
第二步将是一个地方性信息出版物或地方性杂志（在大城市）的出版。其中，这一最低纲领以及包容性民主视角下关于地方、全国与国际性新闻的评论和关于包容性民主计划的目标、手段与战略的简短文献得以公开发表。相关活动的新闻（无论是否地方性的）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在这一阶段，这一团体可以开始参与公共集会的组织，并使地方公众特别关心的议题（经济、生态和社会）得以讨论。所有这些议题将由那些表达了包容性民主观点的小组成员来引入，然后与地方公民进行全面讨论。
随着成员的增加，这一团体可以开始参与地方性斗争（甚至发起基于类似目标的斗争）并在与其他地方团体联合的基础上参与区域、全国和国际议题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这一团体应该与同一地区、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类似团体联系以形成不同水平上的自治性包容民主团体的邦联，来协调参与团体的政治活动。对此，一种电子出版物的创建也许会发挥重要作用。在特定议题上（比如用一个人民的欧共体代替目前的资本主义欧盟）与左派激进团体的联盟也应得到鼓励，如果二者可以在各自提出的共同要求方面达成共识。
最后，一旦具备了足够数量的活动分子，这一团体可以变成一个包容性民主政治组织（保持原来的组织结构与决策过程）。这一新组织可以开始扩展其活动并参与实现政治与经济民主以及社会领域（工作地点、教育地点）与文化活动中民主等的地方制度的创建。与此同时，这一组织应开始参与地方选举，最初只是基于教育目的促进公民逐步熟悉这一计划。但一旦赢得某一特定地区的选举，它应该启动落实创建包容性民主的转型计划。毋须强调，在所有这些阶段，活动分子在包容性民主运动中的参与都不是作为“政党干部”，而是作为新制度创建的催化剂。换句话说，他们所信奉的是民主制度本身而不是政治组织。
（译者：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5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