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制度的出现
1．资本主义还是市场经济？
在现实社会主义崩溃之后，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具有了高度的同质性。他治现代性的制度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也因此而大行其道。但是，就如同我们将要在下文看到的，这两种制度都只是历史上的一种近期现象。尽管市场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也仅仅只有两个世纪。与此相类似，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宪法的创始人引入了代议制民主。因此，当代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制度与现代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含义是什么？本书所定义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基本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而生产）都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不是有意识的社会决策）而自动地加以解决。当然，选择这个术语不是为了迎合当代去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类词汇的政治中立的需要。这种选择隐含着笔者自己的信念：尽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概念和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概念分别为社会阶级分析和劳动力世界分工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观点，但仍然失于太狭窄，因此是一种过时的观点。
之所以说太狭窄是因为，上述两者的理论中隐含着根据经济权力关系对一般权力关系进行分析、或把一般的权力关系归结为各种经济权力关系的含义，而本书的核心前提是经济权力只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如果把经济权力作为与等级关系（在家庭、工作场所中）相关的社会现象分析的核心，或将其应用于有关种族与文化身份事务的讨论中，那么，这种方式必定会导致不恰当的、且过于简单化的解释。
之所以说过时是因为，这两种理论应用于对当今全球化的阐释时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论，认为我们时代最突出的现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如果它不被看作是一个神话或者为某种资本主义阴谋辩护的意识形态。
显而易见，在由上述概念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不可能对当代多重危机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使用的核心范畴市场经济本身就足够宽泛、就能够恰当地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事实上，正是这个范畴只用于解释部分现实即经济领域并且不宣称该领域对其他领域具有决定作用，为社会现实的跨学科阐释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本书中的市场经济术语是用来界指发端于特定地区（欧洲）和特定时间（两个世纪前）的具体制度，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试图做的那样是一种旨在展现经济制度历史演进的普遍的历史方法范畴。本书的方法论基于如下假定，设计一种以科学的或客观的社会现实观为基石的关于社会或经济演化的综合性理论是不可能的。
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同义语。依照上述定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比资本主义含义更为宽泛的术语。前者是指资源配置方式，而后者则是指财产关系。尽管在历史上市场经济始终与以私人所有制、对生产资料控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所有并控制经济资源的制度中资源的市场配置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当许多不同风格的左派在集中的计划经济失败之后正在重新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时，厘清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是很有必要的。[1]与此同时，少数共产主义政党（如越南等）开始实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市场经济中最坏的因素（失业、不公平、贫困）与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专制、缺少政治自由等）结合在一起。因此，正如本书致力于阐明的，一种新解放方案的目标不仅要废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还要废除市场经济本身。
在我们开始阐述走向当代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之前，还必须做最后一个限定。尽管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制度，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经济没有任何社会控制。在此，笔者将介绍几种社会控制类型之间的重要区别，以便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对市场经济采取的社会控制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规制控制。它通常是由控制市场经济的经济精英引入，以便对市场进行管理。规制控制的目的是为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一个稳定的框架，但并不影响其自我调节的本性。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这种控制始终都是必须的。当前，此类控制的例证是由世界贸易组织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阿姆斯特丹条约》引入的，其目的是分别对世界和欧洲的市场进行调控，主要是为了控制各自的市场（多国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大欧洲、多国公司，等等）利益。此类控制的使用贯穿于市场经济的整个历史。
第二种类型是广义的社会控制。尽管对经济精英控制市场经济进行保护以防外国竞争是其首要目标，但这种控制仍有一些间接影响，即对社会其他部分也是有利的。此类控制的典型是旨在保护国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各种措施（如关税、控制进口、控制兑换率等）。控制主要市场经济的精英（即所谓的北方国家发达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在其工业化时期特别乐于引入此种控制。然而，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就开始逐步淘汰这种类型的控制。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一些未能及时谋求发展的、被边缘化国家也放弃这些控制措施，否则就对其予以谴责，结果，这些边缘化国家便永远地被排除在俱乐部之外。
第三种类型是狭义的社会控制。其主旨是对人类和自然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市场化的影响。此类控制通常是作为受市场经济不利影响的人们进行社会斗争的结果而被引入的。典型的例证是社会安全立法、福利保障及保证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控制。在现代性的国家主义时期，此类控制非常流行。但在今天的国际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类型要么受到极大的限制，要么在各个方面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2．向现代性的转变
如上所述，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加以区别的是两种主要的制度：一是市场经济，二是代议制民主。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发端于延续了5000年之久的农业社会制度，但这一发展在世界各地是不平衡的。直到工业革命来临以前，新石器时代创建的技术和社会组织仍然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此后，工业化生产才不均衡地从欧洲推广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然而，现代性与工业主义（过去，只有正统的的社会科学家使用这个词。但现在，该词被新社会运动中的激进派别所广泛采用）的等同并没有事实根据。比如，依据工业主义的企业家或工业价值的缺乏等概念无法对工业化的不平衡进程予以严肃的解释，但就像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依据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则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圆满的阐释。因此，如果像众多激进的生态女权主义者、绿党、土著运动活动家、后现代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及一些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把工业主义说成是现代社会的恶魔，那么就是最大和最坏的误导。这是因为，此种观点鼓励众多的活动家同错误的靶子做斗争，而不是与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做斗争。实际上，恰恰这后两种制度是当代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多重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本书中[2]，工业生产仅仅构成了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要条件。在决定性的国家帮助下同时引入的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其充分条件，结果，市场经济替代了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地方市场。因此，正如卡尔·波兰依（Karl Polanyi）在其经典著作《大转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指出的：
在我们时代之前，原则上不存在由市场控制的经济······尽管自石器时代后期以来，市场制度已经相当普遍，但对于经济生活而言，其作用也只不过是附属性的······尽管历史和种族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其中绝大多数包括市场制度，但在我们之前很少是近似于由市场控制与管理的经济······在西欧，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我们所知道的各种经济制度都是根据互惠、重新分配、家庭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或三者间某种形式组合的原则被组织起来。[3]
一般而言，古代和封建经济制度都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非经济动机规范着物品的分配。在中世纪早期，日常生活用品在市场上的买卖还很少发生。与此相关，在工业革命之前，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上述两种情况都表明，在工业主义出现之前市场化过程还没有开始。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直到19世纪初才得以创立，该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把社会划分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制度性分离。但无论在部族、封建还是商贸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都不曾存在一个分离的经济制度。[4]
经济自由主义提出的基本原则构成了自我调节市场的基础，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反动。在这个过程中，它歪曲了贸易、市场、金钱以及城市生活的本质和起源。社会人类学、原始经济学、早期文明史和一般经济历史，驳斥了包含于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中所有的有关人类或社会假定的内容。
因此，市场经济与过去所有经济（市场也是自我调节的，因为所有市场都倾向于创造供求平衡的价格）相区别的关键因素，是在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了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市场因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和金钱而得到发展。根据波兰依的观点，由市场控制的经济制度意味着社会只不过是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深嵌于社会关系中的经济被深嵌于经济制度中的社会关系所取代。[5]作为新制度的发动机，竞争确保了优胜劣汰原则成为了该制度的动力特征。这些动力隐含着：市场经济一旦被确立，将不可避免地以国际化市场经济为其终点。
正是这种新的经济组织体系的制度化开启了市场化过程。这一概念在以后的分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它被定义为过去由社会控制的市场转变为当代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突出特点是，精英们试图控制市场经济，以尽可能减少以保护劳动力和环境为目的的、对市场的有效社会控制。
下面，我们将简要考察现代性的两种主要制度，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这两种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出现在使市场民族化（即非地方化）和解除对市场有效社会控制两个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这两个方面正是市场化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正是民族国家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必要政治补充代议制民主的创立。因此，与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所假定的不同，市场经济体系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某种进化过程的后果，这两者的制度化实质上是商业阶级（在欧洲和美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新的经济和政治精英）所控制的国家蓄意而为的结果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商业阶级出现的进化过程。[6]
3．市场经济的兴起
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摧毁了城镇或村社的政治独立，而且破坏了其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在15、16世纪，正是由于有意识的国家行动完成了市场的全国化和国内贸易的创建。[7]事实上，16世纪的特点就是新生国家反对自由城市及其联盟的斗争。随之而来的是17、18世纪国家对公共土地的征用及圈占行动，在西欧，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8]
然而，由国家所完成的贸易自由只不过使贸易脱离了地方主义；与以前相比，市场具有一种更加由社会规制的制度环境的附属性特征。直到工业革命前，并无建立一个巨大的、自我规制市场为其主要形式的市场经济的尝试。事实上，直到18世纪末，由外部调节的市场向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转变才得以完成。这个过程以社会的巨大转型、即转向市场经济为标记。到那时为止，在西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诞生地英国，工业生产完全变成为商业的附属物。
人们也许会认为，假如有一个与工业革命相伴生的社会革命，即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能够使机器的使用与生产的社会控制共存，当代社会的市场化和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相联系的收入、财富及经济权力的巨大集中就可以避免。但是，如果考虑到工业革命时期以主要欧洲国家为特征的商业社会的阶级结构，那么，人们就不会对 劳动力、土地服务的供给体制感到奇怪。这种体制的基础是把人类活动和自然资源都转化为商品，它的供给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和生态系统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市场的价格。
因此，由于这样一种革命在那时并未发生，随之而来的也就不可避免了。工厂保证继续生产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的供给变得有组织。而在商业社会中，使这种供给变得有组织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人类活动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通过价格机制，生产资料的供给被市场所控制。这样，新的生产体系便被引入了商业社会。在此，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且被私人控制，在民族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支持下，其必然结果是导致过去由社会控制的经济即在经济过程中市场的作用微不足道，转变为当代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生产的私人控制要求那些控制生产资料的人在经济上必须是高效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保证：
* 劳动力的流动和最低的土地成本。在生产的私人控制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和市场的社会控制（狭义）之间是一种反比关系。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的社会控制越有效，以最低成本保证其自由流动就越困难。例如，保护劳动力的立法使劳动力市场降低了灵活性，其必然结果就是使劳动力流动更为困难、花费更大。这一过程的后果就是市场化。在历史上，赞同生产资料私人控制的人们总是在努力减少市场的社会控制。
* 对新技术、新生产方法和新产品持续不断的投资，努力提高竞争力和产品的销售数量，是优胜劣汰规律的逻辑选择。这个过程的后果就是经济增长。因此，欧洲在四个世纪之前形成有关增长的现代观念与其时正在开始的经济与社会分离相一致并非一种巧合[9]，而增长经济本身（被定义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经济组织体系，或是客观地或是蓄意地，将其与经济增长的最大化相联系，参看第二章）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它是在19世纪初市场经济被启动后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其全盛期。
4．代议制民主的出现
关于代议制民主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宪法的创建者从文字上发明了代议制民主这个在古代世界中没有任何历史先例的概念。到那时为止，民主只具有人民主权这一古典雅典文化的含义，即所有公民直接行使权力当然，雅典人的民主也只是部分人的民主（详见第五章）。开国之父们认为，直接行使权力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表面原因是这种方式被假定会导致暴民权力的制度化和多数人的暴政。但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淡化公众的权力，从而使代议制民主所宣称的政治权力的公平分配能够与市场经济的动力和谐共处，而后者已经导致经济权力集中在经济精英手中的后果。[10]当然，这是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自由主义哲学家们始终一贯的诉求，他们煞费苦心地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保护富人反对贫民正如约翰·邓恩（John Dunn）所指出的，由贫民履行选择谁来进行统治职责的政体必然是不可靠的，更不用说像雅典那样由贫民自己组成政府的体制了。[11]
此处还应注意的是，代议制民主的引入与人口的规模没有任何关系。开国之父们的论点，恰如伍德（E. M. Wood）所指出的：并不是说代议制在一个大规模的共和国中是必需的，而是说由于期望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共和国，所以代议制是不可避免的。[12]联邦主义者特别是汉密尔顿有关代议制的想法，就是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过滤器，这意味着作为古典民主的必然要求即言论平等与代议制民主的言论自由之间的对立。这样，民主便不再行使政治权力且被当成是政治权力的附庸，并通过选举，把与此相关的权力转交给了政治精英。也就是说，开国之父们选择代议制，不仅是因为它是使民众远离政治的工具，而且还因为它偏好经济方面的权力，这与雅典人反对选举制度的理由是一样的（需要专业知识的特定条件除外）。对于雅典人来说，由富人（少数人）实行统治就是寡头政体，但对于像汉密尔顿这样的开国之父而言，民主与经济权力统治之间不仅是可以相容共存，而且在事实上，这种观念还被当作一种准则。
所以，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制度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西方在工业革命期间引入了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即社会与经济和一直是现代性基础的国家的正式分离。作为直接生产者，民众不能够控制其产品；而作为公民，他们也不能够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在实际上已经使得公民之间政治、经济权力不平等分配制度化了。而且，如果以行使权力为依据，在20世纪才完成的、把公民权利逐步扩展到人口中大多数人的过程表明，这种权力的扩展并没有弥补公民权利的真正丧失。所以，由代议制民主所引入的公民身份类型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与古典民主积极的公民身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公民权利的扩大在减少作为现代社会主要特点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方面，没有任何显著的成果。当然，现代性的国家主义阶段对经济不平等的暂时抑制效果不包括在内。
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化及其政治互补性，构成了现代社会诸多特征中的根本性原因，比如个人代替了作为传统社会基本单位的集体或社区；承担具体而专业化任务的现代机构（由于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或政治机构（如家庭、社区、国王，等等）；现代社会制度的管制借助规则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习俗和传统，如此等等。
[注释]
[1] See Robert Polli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galitarian economic policy, New Left Review, No. 214 (November-December 1995).
[2] 对进一步的扩大，参见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1.
[3]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 Beacon Press, 1944/1957), pp.43-44 & pp.55-56.
[4] Ibid., p.71.
[5] Ibid., p.57.
[6] 卡尔波兰依指出：人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商业阶级是在农耕人口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猜想，参见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p.275.
[7] Ibid., pp.63-65.
[8] Peter Kropotkin, 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Cambridge and Lond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0), pp.245-253.
[9] Henry Teune, Growth(London: Sage Publictions, 1988), p.13.
[10] E. M.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14-215.
[11]John Dunn(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508 BC to AD 1993(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1.
[12] E. M.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