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有走出危机的方法吗？
1．自由主义者的答案：进一步市场化
上述当代多重危机的各个向度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其中几个向度得到了左右两派的共同认可。以上分析表明，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左右两派的主张，尽管表面上的某些差异，在实际效果上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左右两派都认为，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现存制度框架是理所应当的。
就右派方面来看，它认为，解决当前多重危机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市场化。[1]但如果我们考察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可能产生的后果，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用市场解决危机的方法对于上述危机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奏效。因而，右派所主张的使市场自由发挥作用、进一步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等办法，最多只能带来不平等的理性化组织，而不会产生其他效果。新右派宣称的市场自由化可以分散经济权力的论调，显然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事实正相反，往往是市场越自由，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经济权力就越集中，而这一点也正是笔者在本书中所力图诠释的。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样板，与它被称作“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是紧密相联的。[2]此外，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内在的机制来避免生态破坏，而且，任何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有效的社会控制都与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动力相违背。
2．社会主义者的答案: 强化“市民社会”
左派认为，要走出上述危机，出路在于加强市民社会的力量，即建设摆脱国家控制的各种自治的社会网络（如工会、教会、公民运动团体、合作社、社区、学派等）。由于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派特别是哈贝马斯学派的理论努力[3]，这一主张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社会自由主义者以及“激进民主”的支持者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主张强化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主义者（civil societarians）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看起来似乎与右派所提出的方案完全不同。与进一步市场化的观点相反，他们主张通过市民社会网络对市场和国家进行限制，或者是给予社会控制。他们也不主张私有化，而是提出了一种“市场多元主义”的主张。市场多元包主义包括各种市场主体，比如家庭企业、公有企业、城镇企业、工人自治组织、消费者合作社、非营利组织，等等。[4]最后，基于承认“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够挑战市民社会所自发产生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创建出真正民主的市民社会”。[5]
因此，很明显，市民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蕴含着很高程度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或在国家层面上或者在国家间层面上发挥作用。同样清楚的是，这些市民社会主义者虽然指责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运动支持者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家，但当他们自己主张将时光倒转、退回到国家主义时代时，却并不比自己批评的对象现实多少。在国家主义时期，市场经济是以较小程度上的国际化为特征的。显而易见，市民社会主义者的方法也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乌托邦，因为它是反历史的。
实际上，这种乌托邦既与国家也与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国家之间是矛盾的是因为，正如新自由主义所表明的，民族国家可以轻易而有效地削弱市民社会的各种机制（如在英国，工会权力被有效地削弱了）。这种主张也与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相矛盾，因为众所周知，经济竞争力的大小与市民社会机制的发展水平是一组反相关的关系：这些制度（比如工会）发展得越充分，其国际竞争力就越小，瑞典就是一个例证。所以，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他们在绿色运动中的同道者，都看不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与市场经济之间所包含的这种内在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并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推断，市民社会的任何强化都将不得不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国际化进程以及民族国家理当承担的角色相协调。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本质上是违背历史的，因为它忽略了当今世界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促成了新自由主义共识和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它忽视了使市场的社会控制最小化这一大趋势，而这种趋势在当今世界各地都已取得主导性地位。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形式的根本性变化。这意味着，强化对市场有效社会控制的任何努力，都必然与当今增长经济再生产所要求的竞争力相冲突。
当然，市民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放弃使用传统的国家主义战略，即将其战略建立在获取国家权力的基础之上，而在于他们力图“自下而上”地实施社会变革。[6]其中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现行的整个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和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他们也和右派一样，在解决多向度多层次危机上无能为力。首先，对市场经济的接受意味着，社会自治制度（如工会、生态运动等）的任何进一步旨在通过有效控制市场来实现其社会、生态或其他目的的尝试，都必然直接与国际化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动力相矛盾。不可避免地，其他具有相似目的努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制定实施一些影响不大的妥协性政策，以便与现行的制度框架保持协调，为控制温室效应而召开的那些国际会议的惨败就是例证。
其次，对代议民主制的接受意味着，市民社会主义者所开出的实行直接民主的药方，在事实上反而会充当一种“预防剂”，会阻碍直接民主的真正实行。要想培养出积极的公民意识，其基本前提就是公民本人应当控制政治过程（而不是由别人“代表”）。因此，他们那些所谓“民主的”建议只能使公民更加被动，只能误导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行使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治过程依然牢牢控制在少数特权者的手中，大部分人只能被降格为压力集团的角色——并美其名曰“权力制衡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强化市民社会制度既不能解决权力集中的问题，也不能摆脱当前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从如下事实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市民社会主义者们虽不常言明，但他们暗含的意图却是改善既存制度（国家、政党、市场）的功能，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回应来自下层的压力。但实际上，危机产生的根源并不是这些既存制度运转不灵，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但在现今国际化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于那些控制生产的精英来说，削减国家的社会经济作用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问题了。因为，国家作用的削弱已成为了他们得以生存的前提。这种解释尤其适用于欧洲资本集团，因为欧洲资本必须与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从未强大过的资本集团竞争，比如美国和远东地区。
但即使在全球的层面上，人们也很怀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强化市民社会的各种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个人所得、经济效率和增长，既然这是合理的，那么，任何要使这些目的与“市民社会”的有效控制相协调的行为都必将失败。因为，国家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已证明，社会控制与市场效率是两个不可协调的目标。[7]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当今市场经济的核心矛盾就是由下面的事实所引发的，即，对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环境效应的任何有效控制都无法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所强加的必须增强经济竞争力的要求相统一。
3．新的解放性方案的必要性
虽然前文所讨论的“客观”危机已经使得经济系统难以满足世界至少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人口的基本需要[8]，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当今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广泛质疑。显然，最近“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失败以及紧随其后的左派融入社会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主观层面上一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抚慰因素。这种情况使我们必须尽快提出一项新的解放性方案，该方案将超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
因此，创制一种解放性研究方法已成为当务之急。这种方法能够从非民主制度框架所蕴涵的权力集中的角度，辨明当今世界多重危机的真正原因所在，而不管这种制度框架是市场经济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变种。这种研究方法将开辟一条新途径，可以帮助人们在“现实资本主义”失败问题上形成一种类似“现实社会主义”失败那样的大众意识，从而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现在，经济困苦压迫着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环境污染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摆脱经济困苦，抑制环境破坏，我们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民主形式，那么，随着当今多重危机的加剧，未来由跨国精英所实施的为走出困境而制定的各种措施将不可避免地更具权威性。2001年“9·11”事件所引发的“反恐战争”以及与此相伴的个人自由的缩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当代社会的趋向。
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信徒们曾试图创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以取代市场经济体制和代议民主制。在大约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只能在民主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够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一种民主主义的结构和过程的框架，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制定和执行，才能保证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在公民之间的平等分配。而这正是我们在下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注释]
[1] See Henri Lepage, Tomorrow, Capitalism, the Economics of Economic Freedom(Lodond: Open Court, 1982); Nick Bousanquet, After the New Right(London: Heinemann, 1983); Mark Hayes, The New Right in Britain(London: Pluto Press, 1994).
[2] Edward Wolff, “How the pie is sliced: America’s growing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The Amercian Prospect, (Summer 1995).
[3] See John Ely, “Libertarian ecology and civil society”; and Konstantinos Kavoulakos, “The relationship of realism and utopianism: The theories of democracy of Habermas and Castoriadis”, Society and Nature, 2/3(1994).
[4] Michael Walzer, “The civil society argument”, in Chantal Mouffe(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London: Verso, 1992), p.100.
[5] Michael Walzer, “The Civil Society Argument”, p.104.
[6] See Hilary Wainwright, Arguments for New Left, Answering the Free Market Right(Oxford: Blackwell, 1994), chapter 3.
[7]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2; See also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统计数字，世界上有24%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大约32%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之中，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s 1.1 and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