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主的含义
1．什么是民主？
本书第一部分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认定当代多重危机的终极原因是在各个层面上导致了权力集中的当代制度框架的话，那么，走出这一危机的途径就应当是建立能够保证权力平等分配的新的制度框架，即民主。但是，什么是民主呢？当今社会人人都谈论民主，但实际上，除了社会主义等少数词汇，在整个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词像民主这样被如此广泛地滥用。因此，在我们依据包容性民主讨论一个新的解放方案之前，重要的应当是首先考察民主本身的含义。
不仅绝大多数自由主义学者和政治家歪曲了民主的含义，自由意志论的理论家们也歪曲了民主的含义，其通常做法是把现今占据统治地位的代议制民主这种寡头政治制度与民主本身混为一谈。就民主而言，现代教科书的表述是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字面意义是由人民实行统治。[1]在断言民主是一种统治形式（如今，即使是某些自由意志论的理论家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之后，这一作者继续提出其论点：如果统治意味着在约束社会的法律和规则方面达成权威性决策活动的话，那么很显然，在现代人口众多的社会中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统治者。因此，为了使定义便于使用，我们必须弱化统治在选择统治者和影响其决策方面的含义。[2]
现代的民主概念与古典希腊的民主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论述。而且，对民主这一术语添加了几个限定形容词的现行做法又进一步混淆了民主的含义，并造成了民主似乎存在着多种形式这样一种印象。比如，自由主义者谈论的是现代的、自由主义的、代议制的或议会的民主；社会民主主义者谈论的是社会的、经济的或工业的民主；最后，列宁主义者谈论的是苏维埃民主，后来，则用人民民主来描述现实社会主义各国。
本章试图表明，在政治层面上，民主只有一种形式，即由人民自己直接行使主权，这是一种排斥任何统治形式并使所有公民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制度化的一种社会制度。这一论点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含义：
首先，所有其他的所谓民主形式（如代议制、议会制等）都不过是寡头政治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少数人的统治，有资格置于民主之前的形容词只能是那些将其经典含义扩展到经济或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的词汇。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在民主一词之前加上形容词包容性的原因，用来表明将民主的经典概念延伸到社会、经济和生态领域。
其次，由公民社会学家、左派所提出和赞同的深化民主的观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含蓄地假定当代代议制民主是一种民主制，它与经典民主的不同仅仅是量的不同。但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民主确实不是一种民主制，对此，卡斯托雷亚蒂斯非常恰当地将其称之为自由寡头政治。[3]换言之，公民社会学者将当代国家主义的民主与民主的经典概念混为一谈。在国家主义民主中，政体与社会是分离的；而在经典民主中，政体与全体公民是等同的。
以古雅典的理解为起点，笔者将更为详尽地考察历史上的民主概念。
2．雅典的民主概念
众所周知，雅典人的民主是部分人的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在城邦中，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并没有消失，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而且在政治层面上，把妇女、移民和奴隶排斥在公民大会之外的做法也使得社会等级制结构非常清晰。如同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指出的，雅典民主是历史上第一个做到使主权与那些行使主权的人相统一的例证：
我们所理解意义上的所有那些统治与被统治、政府与权力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规范秩序等概念，都被认为是前政治的，属于私人而非公共的领域，因此，与现代社会的认识不同，与正义没有什么关联的平等是自由的真正本质：自由意味着免除体现在统治关系上的不平等并到达一种既无统治也无被统治的境界。[4]
显然，自由意志论者关于政治是一个人、一些人、多数人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统治的定义、以及民主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统治的定义，与政治和民主这两个词的古典概念没有丝毫共同之处。[5]当自由意志论者把民主当作一种统治进行抨击时，这种歪曲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往往把直接民主与其国家主义的变种混为一谈。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中没有一个人被强迫接受他们不能够直接参与制定的法律和制度的束缚中来谈论统治显然是不可能的。[6]因此，如同艾普丽尔·卡特（April Carter）指出的：在直接民主中能够存在的唯一权威，就是政体内部的集体的权威 权威能否在一群通过相互说服过程做出决策的、地位相同的人中创造出来，是值得可疑的。这位作者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政治领域，信奉直接民主或无政府主义是难以与政治权威相容的。[7]
因此，当希腊人认识到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也总是存在一个显然可见的权力时（除非一个社会能够把其主体转变自治性的，从而将制度化的秩序内部化）[8]，得出的结论是任何公民都不应当服从权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权力应当公平地为全体公民所分享。[9]因此，尽管雅典民主只是部分人的民主，但这并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雅典人对公民权身份的定义过于狭窄的缘故这一定义把人口的一大部分排除在外（妇女、奴隶、移民），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人组成了雅典居民的大多数。与今天的民主制不同，在经过长期奋斗之后，民主在使普选权制度化的同时，也使政治权力集中在小部分政治精英手中，而雅典民主则是建立在公民自己直接行使主权原则的基础之上（参见第一章）。这是古代雅典难以被归结为一般意义上国家的原因所在，因为国家以一个绝对主权和一个中央权威为先决条件。卡斯托雷亚蒂斯指出：城邦不是国家，因为其重要的权力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属于全体公民。[10]
雅典民主具有不完全性，这一特点不仅是由于政治民主的局限，还是因为这一民主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这一事实。笔者在《走向包容性民主》一书中指出，正是雅典经济民主的局限性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政治民主的局限性，最终导致了雅典的衰败。[11]也就是说，不能像其批评者通常所断言的那样，把雅典民主最终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民主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相反，应当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这种民主从未成熟到能够扩展成一种包容性民主的事实。此外，仅仅用客观条件不成熟、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也不能够恰当地解释雅典的衰败这些因素也许是重要的因为同一时期，在整个地中海的其他许多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客观条件，更不用说在希腊的其他地区了，但民主只在雅典繁荣昌盛。反过来也是同样，美洲土著村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雅典要低得多，但这并未能阻止它发展出更高级的经济民主形式。在美洲原住民村社中，村社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可使用的经济资源，村社中的个人和家庭可以使用物资，是因为人们需要这些物资，而不是因为人们通过劳动拥有或创造了这些物资。[12]
3．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
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建立在消极的自由概念和与之相应的人权概念的基础之上。[13]也就是说，建立在一个缺乏约束的自由概念（摆脱某种限制的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积极的自由概念（走向某一境界的自由）之上，即自我发展的能力或参与自己所在社会的管理能力。这种自由主义的界定不仅被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也被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所接受，而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总是接受一种基于自由的积极意义的民主概念。
基于消极的自由概念和这样一种世界观把人性看作是原子化的、人类是理性的施动者，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和利益天生地先于社会，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的基本原则：政治平等主义和作为竞争者的公民自由，目的是实现人们在经济层面上的潜能并把自由的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相应地，这些原则蕴涵着这样一种体制，即国家与经济和市场的分离。实际上，自由主义哲学家不仅把国家机器与社会的分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把民主看作是弥合国家与社会之间裂痕的一种方法。一般认为，代议制民主发挥着这样的桥梁作用，在这种制度中，多党制能够为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和多种价值体系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所以，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们没有一个人在直接民主的意义上倡导民主，就不足为怪了，更不用说把民主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中。
汉纳·阿伦特曾经强调，在代议制民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历史悠久的区分再三证实，民众一再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政府一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14]根据这一观点，对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取向背后的动机，人们也许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与把代议制民主视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桥梁的观点不同，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国家主义民主形式，其主要目的就是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约翰·邓恩（John Dunn）曾指出：
承认现代国家是被建构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让·博丹（Jean Bodin）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煞费苦心地、有目的地试图证明，任何特定数量的人群、任何民众既无能力也无权利为了他们自己而采取独立于或反对他们主权国家的集体行动。主权国家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否认任何平民（更不必说欧洲君主制下的臣民）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政治施动者、能够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更不用说采取维持充分持久的身份及实践一致性的行动来统治自己 现代国家的观念被发明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否定采纳民主统治的声称或采取真正的政治行动可能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代议制民主是为了现代国家的安全而创造出来的民主。[15]
关于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历史演进，人们应当注意到，尽管社会与经济在大约两个世纪前最终分离在市场化过程中，绝大多数对市场的社会控制被废除，而一个经济权力集中的过程已经启动，但实际上，欧洲大约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分离过程，因而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与此同时，在政治层面上，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启动了一个与之平行的政治权力集中的过程。最初是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形式，后来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制。从那时起，如同布克金所指出的：国家一词开始意味着一个专职的国内权威，拥有管理政治机构的权力。[16]
同样，尽管直到17世纪才建立起议会主权，但在16世纪，政治词典中已经出现了代表的观念。因此，与过去由国王代表全体社会一样，现在则由议会来担当此任，尽管依然假定主权本身属于全体人民。实际上，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盛行的信条并不是法国人民是统治者、国民大会代表了他们的观点，而是法兰西国家是统治者、国民大会体现了国家的意愿。安托尼·博西（Anthony Birch ）强调指出：
这是欧洲大陆观念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大陆仅仅把政治代表视为一个代理人。根据法国大革命所广为传播的新理论，选举产生的代表被看作是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独立的制定者，而不是被当作其选区或其部门利益的代理者。[17]
人们也许会说，统治西方已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并非是代议制民主而是代议制政府，即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政府，正如毕克胡·帕瑞克（Bhikhu Parekh）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代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一旦被选举后，代表就会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地管理公共事物。这种将政府与普遍公民权的影响隔离开来的高效方式，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所在。严格说来，自由主义的民主并不是代议制民主，而是代议制政府。[18]
4．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概念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也许相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也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民主概念。这是因为，在这一概念中，在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中，民主从未与国家区分开来。整个历史阶段是指所谓必然王国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物质匮乏所导致的阶级对抗将不可避免地使一个阶级的统治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将以无产阶级的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19]列宁的观点则更为明确：
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因此，民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革命本身只能消灭资本主义国家。总之，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即最完全的民主，只能逐步消亡[20] 那时，社会将不再有调节每个人所获得产品的数量的需要，个人将按照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各取所需。[21]
显然，在这种世界观中，不论是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非国家的民主概念都是不可能的：在过渡阶段，必然王国使得民主的国家形式成为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无产阶级而非全体公民才享有政治和经济权利；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那时我们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根本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民主，因为已无需做出任何重大决定！那时，在经济层面上，物质匮乏和劳动力的分工将消失，因而也无需在资源配置方面做出任何重大的经济决策。同样，在政治层面上，对事物的管理将取代对民众的管理，所以也无需做出任何重大的政治决策。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匮乏的消除依赖于对需求的一种客观性定义，而这种做法既没有可行性，也不符合的民主的精神。之所以说不具有可行性是因为，即使能够假定人们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但我们对满足却难以做出同样的假定（如满足这些需求的形式或方式），对非基本需求就更加难以假定了。之所以说不合乎民主的精神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自由的一个本质性含义就是选择，比如选择需求产生并加以满足的方式。
因此，没有物质匮乏的共产主义阶段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状态，因为很明显，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使地球上全体居民都能享受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至少，在不对环境进行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这样一个阶段能否实现是大有疑问的。当然，除非需求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能够以民主的、符合生态平衡的方式（而非客观的）加以界定而这样一个过程预示着经济民主。
因此，在民主方案的设计中，应当打破后稀缺与自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消除物质匮乏以及劳动分工既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提升，应当去除与经济过程的联系。人们总是认为，从亚里士多德、洛克、马克思到阿伦特和布克金，必然王国（自然世界）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区分是根本性的。然而，尽管这种区分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在划分人类活动时是有用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理由将两个王国看作是相互排斥的。在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在属于必然王国特征的环境下存在着不同程度自由的情景。此外，一旦不再把这两个王国看作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就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试图通过主宰自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增长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进入自由王国。
总之，自由是没有物质前提的，进入自由王国不依赖任何客观的因素，比如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类的虚构状态。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能构成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的历史前提条件。
5．激进民主的概念
最近10年左右，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崩溃之后，常常被冠以激进民主称号的几个民主版本得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繁荣昌盛（比如后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及前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所有这些激进民主的方法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22]，即它们都认为，以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为根本特征的当前制度框架是理所应当的，并主张市场与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国家的民主化相结合。
例如，哈贝马斯学派特别推崇民主的程序主义模式，正如卡斯托雷亚蒂斯正确指出[23]，这种观点不仅把民主看作是一组程序而不是一种体制（regime），而且它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和当今政治的官僚化毫不相关。哈贝马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国际化的市场经济能够轻易地将任何自治制度（比如各种合作社）排除在市场公共领域之外除非这些领域成为旨在创造一种新社会的一个综合性政治纲领的组成部分。哈贝马斯还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便只是在政治层面上，市场化过程（解除对市场的控制）也有效地破坏了国家公共领域中自治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增强市民社会的力量，反而使得精英们在实际上控制了生产资料。当然，马克思主义生态左派所提出的各种版本的红绿民主概念中[24]，也包含着类似的看法。
还有一些人关注的是民主作为一种过程，而非一系列程序。坎特·墨菲（Chantal Mouffe）的激进民主版本与哈贝马斯的观点是有区别的，这种观点假定，民主的最终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平等与自由原则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25]该作者把激进民主看作是当今世界民主的唯一一种替代，并明确表示：这样一个观点既不意味着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拒绝，也不像传统的革命观念那样，要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形式来取代它，而只是现代民主传统的激进化。[26]很明显，墨菲的激进民主建立在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即代议制民主与市场经济）相分离的假定之上。但是，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却总是难以分离的，这一事实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经济的市场化，也就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社会控制的最小化，是以个人自由的观念（免除国家的控制和限制）为基础的。因此，墨菲的激进民主版本是以一种消极的自由概念和一种自治的个人主义概念为依据的，这种概念假定个人自治与集体自治相分离。最后，该作者得出了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顺从主义）的结论：由于公民与个体的身份从来未能统一过，由于它们对应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主方案将永远不会实现。依据墨菲的激进观点，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对有关创造消除这种张力所必需的制度条件的解放方案的思考也就毫无必要了！
我们还能看到诸多类似的在本质上非历史的观点，比如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协商性民主。[27]这种观点预先假定，在当今的国际化市场经济中，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不再是可能的。再比如，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的社团的或联合的民主模式[28]，这种模式并不致力于追求现存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最后是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世界主义民主模式[29]，这种模式试图将乌托邦的（因为其无可救药的封闭特征）公民社会方法国际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该主张更加浓厚的空想色彩！
[注释]
[1] Anthony H. Birch,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Democracy(London: Routledge, 1993), p.45.
[2] Ibid., p.48.
[3] Cornelius Castoriadis,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1), p.221.
[4]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32-33.
[5] William Mckercher, Liberalism as democracy, Democracy & Nature, 3/2(1996).
[6] April Carter, Authority and Democracy(London: Routledge, 1979), p.380.
[7] Ibid., p.69.
[8] Cornelius Castoriades,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 p.156.
[9] Aristotle, Politics, Book VI,1317b.
[10] Cornelius Castoriades,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 p. 157; 布克金也认为，古希腊不存在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参见Murry Bookchin, From Urbanisation to Cities(London: Cassell, 1995), p.43.
[11] 正如我所阐明的，雅典政治民主的进化是与以减少收入不平等为核心的经济民主的扩大相联系的，参见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5.
[12] Murray Bookchin, Remaking Society(Montreal: Black Rose, 1989), p.50.
[13] See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London: Penguin, 1990), pp.237-238.
[15] John Dunn(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247-248.
[16] Murray Bookchin, From Urbanization to Cities, p.43.
[17] Anthony Birch,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Democracy, p.58.
[18] Bhikhu Parekh, The culture particularity of liberal democracy, in David Held(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p.172.
[19] 对于马克思来说，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制，参见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37), p.25.
[20] Vladimir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ers, 1917), pp.31-32.
[21] Ibid., p.165.
[22] 对激进民主的详尽评述，参见Takis Fotopoulos, TID, chapter 5.
[23] Cornelius Castoriades, La democratie comme procedure et comme regime, in La Montee de I Insignificance, Les Carrefours du Labyrinthe IV, (Paris: Seuil, 1996), pp.221-241.
[24] See James OConnor, Democracy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4/4(December 1993) and John Dryzek, Ecology and discursive democrac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3/2(June 1992), p.37.
[25] Chantal Mouffe, Democratic politics today, in Chantal Mouffe(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2), p.13.
[26] Ibid., p.1.
[27] See David Mille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social choice, in David Held(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See also 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28] Paul Hirst, Association democracy, in David Held(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pp.112-135; See also Paul Hirst, Association Democracy: New Fo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mance(Amb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29] David Held, Democracy: From city-state to a cosmopolitan order? in David Held(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pp.13-52;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Cambridge, Polity,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