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走向包容性民主变革
1．生活风格与直接行动战略的局限
当前，包容性民主的倡议者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制定一个过渡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是使民主方案变成主导性的社会范式。在本章中，笔者将提出一个政治经济战略，这一战略将为包容性民主创建制度性框架。这一战略包括一种新型的政治以及与之并行的经济资源（劳动、资本和土地）逐步脱离市场经济的转变。
如同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传统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阶段，市场经济不断加速的国际化与代议制民主的持续衰败相伴而行。与此同时，某些左派分子关于市民社会民主化的梦想正在破灭。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国际化，而竞争必定会使对市场进行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共同标准趋于最小。
因此，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将既存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框架视为理所当然的方法，如各种版本的市民社会的方法，那么，当前致力于社会根本性变革的主要途径就是，由绿色与自由意志运动中某些激进派别所提出的生活风格与直接行动战略。对于这些运动的局限性，笔者在其他地方已做详细论述[1]，在此只简略概括主要观点。
笔者将那些致力于创造新型的选择性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人描述为生活风格分子，他们希望通过自己提供的实例带来社会变化和相应的价值变化，而不是将此作为创建一个对未来社会有着明确设想及其实现战略的新的反制度运动的基石。
当然，在现存制度框架内创建可供选择的制度的动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任何反制度战略（旨在用新民主制度代替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战略）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大众中意识的不平衡发展，就尤其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过去所发生的制度变革总是发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即只有少数人破除了主导性社会范式，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各种精英可以利用革命的成果去创建新的异质性社会形式。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体制的变革如何由人口中的多数、即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必须在主体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同时与过去决裂，从而使得权力结构被民主地加以废除成为可能。
生活风格战略也许是实现系统性变革的方式之一。然而，这一战略本身就注定了带来这样一种变化的迟缓性。尽管它有助于在少数公众中创建一种可选择性文化，有助于那些希望看到迅速变化的活动分子的道德提升，但在当代权力高度集中的背景下，要为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创建一个民主多数，这种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以此战略为指导的计划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被现存的权力结构所吸纳（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而与此同时，它们对社会化进程的影响是很小的，如果不是根本没有的话。更进一步讲，生活风格战略通常集中于某一单独性的议题，而且往往不是社会转型所需的综合性政治纲领的组成部分，所以无助于创造一种系统性变化所必须的反制度意识。最后，系统性社会变革不可能在主要的政治与社会领域之外实现。当代权力结构与关系的消除，既不能通过提供实例来实现，也不能通过教育或劝说来达到。一种打碎权力的权力基础是必要的。然而，对于笔者而言，建立一种与民主方案相一致的权力基础的唯一方法，是制定一种旨在实现地方政治与经济结构根本转型的综合性计划。
同样的论点可以用来批评各种直接行动形式在创造一种可选择性意识方面的能力。比如，作为当今直接行动主要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比许多生活风格活动更政治化、更激进，但仍然受到同样缺陷的影响。首先，参与其中的各种团体的异质性特征从改良主义的团体，像非政府组织、主流绿色分子、工会组织等到革命性的反制度派别，所以很难将反全球化分子归类为一个运动。其二，介入这一运动的大多数活动分子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制度目标，从而更难将它们断定为一种反制度运动。显而易见，绝大多数参与者的目标并不是推进一个系统性变化而是抗拒全球化，为了环境与劳工保护，他们更希望引入对国际化市场经济的有效社会控制。因而，反全球化运动的各种活动像那些生活风格活动分子的活动一样，根本不可能作为系统性变革的转型战略而发挥作用，除非它们变成一种致力于系统性变化的综合性政治大众运动的一部分。反全球化运动至多可以扮演一种全球化的抵抗运动并带来某种程度的改革，但决不会是系统性变化。然而，一种抵抗运动永远不会带来系统性变化所需要的反制度意识，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性纲领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一纲领必须表达的是所有参与者最低程度的共同要求。这意味着，鉴于这一运动的现存结构，其政治纲领必将具有改良主义取向。
最后，人们不应忘记由现存制度框架所设定的参照指标。由于新自由主义共识和现行的全球化形式不仅仅是很多左翼分子所假定的政策变化，而是由市场经济国际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所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因素、尤其是关键性的开放与灵活市场因素将永远不会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消失。鉴于控制着世界市场经济的跨国公司的增加依赖于它们的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因而也是赢利的增加），当今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国际化的。然而，只要市场经济必须是国际化的，市场就必须是尽可能开放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这意味着，只要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能够自我维持，所有那些可以实现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或自下而上的）都只是暂时性的胜利，是可以逆转的社会进展，就像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时期所取得的、但现在正在被系统地逐步废除的进展一样。[2]
2．向邦联式包容性民主转变的战略
在笔者看来，创建一种超越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组织形式的新型社会的唯一现实方法，是这样一种政治战略，即把人们日益增加的对一种新型民主的参与和同时发生的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脱离市场经济的转变结合起来。这种转型战略的目标是创建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而经过新制度和国家之间的一段紧张时期之后，包容性民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将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市场经济、国家主义民主以及为其进行辩护的社会范式。[3]
但是，什么样的战略才能够保证向包容性民主的转型呢？尤其是，什么样的行动和政治组织可以成为这一民主方案的一部分呢？选择适当转型战略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一致性。显然，一种致力于包容性民主的战略，不可能通过寡头政治实践或个人主义行动的方式来实现。
因而，在这方面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际化市场经济的牺牲者与统治精英之间的阶级冲突形式中集体行动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应当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有助于表明国家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具有压制性特征的所有斗争。但是，也必须强调此类冲突原因的制度性本质，显然，这一任务不能指望工会和其他传统组织中已经官僚化的领导层。这是那些能够联合起来并参与此类斗争的企业民主大会的任务，因为它们是基于公众团体和他们的邦联结构的一个更广泛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直接行动与活动的重要性问题，比如社区经济发展计划（CEP）、工厂自治、住房协会、地方就业与贸易计划（LETS）、公社、农场自治，等等。显然，这些活动本身不能直接导致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活动是一个综合政治战略必不可少和有益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战略中，对地方选举的争夺代表着草根行动的顶点。这是因为，地方选举的竞争的确为包容性民主纲领的广泛宣传提供了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并开启它在一个重要社会层面上即刻付诸实施的机会。也就是说，对地方选举的竞争不仅是一种教育性实践，还表达了一种信念，即：当前的直接民主和经济民主只有在地方层面上才能得以建立。所以，参与地方选举也是一种获得权力、以便立即将它废除的战略，选举获胜之后即由地方大会取代地方当局的决策角色。最后，对地方选举的竞争，也为启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机会，这是唯一的民主战略，既不同于国家主义的方法，即通过获取国家权力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也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方法，即根本不考虑一种系统性的变革。由于自治市镇是未来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单位，所以，我们必须从地方层面开始社会的变革。
因此，最直接的目标应当是自下而上地创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人民基础，也就是说，在地方建立直接和经济民主的公共领域，并同时进行联合以便为一个新社会的建立而创造条件。在笔者看来，这一方法为我们克服所面临的基本社会、经济和生态难题并消除现存权力结构提供了最为现实的战略。一个基于创建包容性民主机制承诺的政治纲领，将最终获得大多数公众的认同，尽管它现在严重受制于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的不利影响。
因此，一旦包容性民主制度开始建立，人民将在其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随后，主导性社会范式和现存制度框架将逐渐衰败。一个新的人民权力基础将会被建立起来。一个城镇接着另一个城镇，一个城市接着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接着另一个地区，将脱离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组织形式（国内的或国际的）的有效控制，它们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将会被民主管理的自治市镇的邦联所取代，从而形成一种与国家主义组织形式相对立的二元权力结构。与此同时，跨国精英与地方精英及其支持者们必定将反对逐步将其特权加以剥夺的主张，在他们控制的资源（大众传媒、经济暴力等）被剥夺殆尽之后，这些人也许会使用暴力来保护他们的特权，如同他们在过去所做的那样。但是，到那时，另一种社会范式将变成主导的社会范式，同时，作为社会制度变革前提条件的社会化进程的断裂将会随之而来。当今的民主将永远失去其合法性。到那时，为了保卫新的政治经济结构，多数民众有望做好反击国家暴力的准备。一旦人民感受了一种真正的民主，任何物质或经济暴力都不能够强迫他们再回到伪民主的组织形式中。
3．地方选举的重要性
对地方选举的竞争的确为包容性民主纲领的广泛宣传提供了最有效手段，以及开启它们在一个重要社会层面上即刻付诸实施的机会。也就是说，对地方选举的竞争不仅是一种教育性实践，而且，还表达了一种信念，即：当前的直接民主和经济民主只有在地方层面上才能得以建立，而地方的包容性民主必须被联合起来才能保证向一种邦联化民主的转型。因为自治市镇是未来民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与经济单位，所以我们必须从地方开始社会变革。因此，参与地方选举也是一种获得权力、以便立即将它废除的战略，选举获胜之后即由地方大会取代地方当局的决策角色。此外，对地方选举的竞争也为启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机会，这是唯一的民主战略，既不同于国家主义的方法，即通过获取国家权力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也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方法，即根本不考虑一种系统性的变革。
然而，直接行动以及参与地方选举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权力，而且还是社会化进程的断裂、从而创建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多数，而这将使包容性民主的新结构合法化。鉴于这一目的，参与全国性选举明显不是一个合适的手段，因为即使包容性民主运动赢得了全国大选，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社会化进程的断裂只能是渐进的、并与分阶段落实的包容性民主计划持续地相互影响，而这只能首先在基层层面上发生。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获取全国性权力来落实新计划的尝试，并没有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以及系统性变革所需要的意识均质化提供任何机会。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以前旨在实现系统性变革的革命性或改良主义尝试失败的基本原因，正是意识水平的不平衡发展。也就是说，过去所有的革命都发生在只有少数人打破了主导性社会范式的环境下。这为各种精英们提供了利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机会 （如智利），或者导致了为了保护革命而建立的极权结构（如法国和俄国革命），从而挫败了任何创建平等权力分配结构的尝试。然而，对于一个能够获得真正成功的革命而言，必须同时在主体意识层面和制度层面上与过去决裂。对于一个过去发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来说，它有着很好的机会来实现第一个目标，即废除国家权力和建立自己的权力，但正因为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因而有着自身的等级制结构，所以它不可能改变主导性的社会范式而只能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做出一些改进。另一方面，尽管自下而上的革命始终是将民众民主地转向新社会范式的方法，但它在过去受到了大众意识不平衡发展甚至不允许革命实现第一个目标即废除国家权力这一事实的不利影响。因此，系统性变革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自下而上地并由人民主体来实现，以便使权力结构的民主废除具有可行性。笔者希望，包容性民主战略确实能够为这一关键性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一旦包容性民主制度开始确立，人们将在其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能够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随后，主导性社会范式和现存制度框架将逐渐衰败。一个新的大众权力基础将会被建立起来。一个城镇接着另一个城镇，一个城市接着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接着另一个地区，将脱离市场经济和国家主义组织形式（国内的或国际的）的有效控制，它们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将会被民主管理的自治市镇的邦联所取代。另一种社会范式将变成主导的社会范式，同时，作为社会制度变革前提条件的社会化进程的断裂将会随之而来。从而形成一种与国家主义组织形式相对立的二元权力结构，这是否会最终导致与统治精英的对抗，取决于那时所形成的权力平衡。显而易见，新制度对人民的吸引力越大，统治精英诉诸于暴力以重建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
4．创建新型的社会运动
现在，就像笔者在其他地方所力图表明的那样[4]，我们面对的是传统反制度运动的终结：问题不是挑战这种或那种权力形式，而是要在构成人类他治状态基础的不公平分配的意义上，挑战权力本身。也就是说，目前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挑战他治本身而不只是各种他治形式的、真正的反制度运动，就像传统的反制度运动过去所做的那样，挑战作为其他权力形式基础的经济权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政治权力（自由意志论的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权力（女权运动）的不公平分配。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挑战每一种权力形式的不公平性，也就是说，挑战权力关系和结构本身。
正是这种传统反制度运动的溃败产生了对一种新型反制度运动的需要。与第一方面相关的第二个支持理由是，我们不仅面临着传统反制度运动的终结，还面临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化的终结。然而，阶级政治终结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现在已不再存在这样的体制或相应的阶级分化。它的真实涵义是，我们正面临着新的阶级分化。[5]因此，依据包容性民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阶级的消失只是标志着传统阶级划分的终结和新的整体性阶级划分的产生，即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制度权力结构中的人群与只是占有其中一部分（比如经济关系、性别关系、身份政治、价值等等）的人群之间的分化。也就是说，当代主导性和附属性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领域（职业政治家对其他公民）、经济领域（公司所有者、经理对工人、职员）和更宽泛的社会领域（男性对女性、黑人对白人、种族多数对少数等）存的社会分化，依赖于一种能够使不平等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即主流社会范式）。
在当今社会中，制度化不平等权力分配的主要结构是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尽管制度化不公平权力分配比如在性别、种族、民族等方面的其他结构，并不能简约化为这两种主要形式。因此，这些结构被一个包容民主制条件下保证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平等分配的制度的替代，是创造一种最终消除所有人之间（不论性别、种族和民族差异的）不公平权力分配的新文化的必需前提（尽管还不是充分的）。因此，绿色分子、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差异与身份政治的支持者把首先改变文化与价值作为变革现存的某些权力结构方式的努力而不是在参与那些替代自我维持不公平权力分配的所有结构的斗争中创造支持新结构的价值，是注定要被边缘化和失败的，最多只能取得某些改革性进展。
可以明确的是，尽管继续谈论单一性的阶级划分已经没有意义，这并没有消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属于解放性主体的社会团体形成一种关于那些形成与再生不公平权力分配结构的价值与制度的共同意识时，他们也许会团结起来，主要不是反对主导性的社会团体而是反对等级制的制度框架及其捍卫者。将那些附属性社会团体成员围绕一个解放性计划比如包容性民主团结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被各种形式权力的排斥一种建立在现存的制度及其相应的价值所确立的不公平权力分配基础上的排斥。这就将我们引向任何转型战略所面临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解放性主体的身份，或者它过去被称为的革命性主体。
5．今日解放性主体
过去的所有反制度战略基于革命性主体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假定，尽管这一方法在上一个世纪中出现了数个变体以包括革命性主体农民和学生。[6]然而，标志着从国家主义现代性向新自由主义现代性转变的系统性变化和相关的阶级结构变化以及同时发生的意识形态危机[7]，意味着传统阶级分裂的终结，尽管并不像社会自由主义者宣称得那样是阶级分裂本身的终结。[8]某些激进左派分子无视明显的系统性变化，坚持维持革命性工人阶级的神话，往往借助一种同义反复的方式重新界定它。[9]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左派作家像布克金和卡斯托雷亚蒂斯却走向了这样一种立场[10]，我们界定革命性主体时必须放弃任何客观的尺度并假定整个公众（人民）是对革命性观点同样程度开放或封闭的。最后，后现代主义者用身份差异代替了阶级区分，用离散和差异代替了政治体制。这必然会导致一种情形，其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统一或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被拒绝，不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主义追求和反对阶级剥削的一体化政治，我们只能接受一种本质上互不关联的具体斗争的集合并最终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服从。[11]
对于包容性民主来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范式，既认可构成不同亚群体（妇女、少数种族等）的社会团体的不同身份，也同时承认一种整体性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后者保证了权力集中在整个社会中各种精英和主导性社会团体的手中。这种范式即包容性民主范式以容纳各种权力形式分配的复杂平等概念回应了当前社会关系的多重性（性别、种族、民族等等），从而反映了人们的不同需要和经验。事实上，今日解放性政治的主要难题，是那些潜在地构成一个新型解放主体的所有社会团体如何在一个共同世界观、共同范式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种世界观将保证各个层面上权力集中的现存结构及其价值体系，被视为人类当前多重性危机的最后原因。依此，鉴于包容性民主计划的宽泛观点，一种新的、旨在实现包容性民主的运动应当诉求于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当然是除了主导性的社会团体即统治精英和上层阶级。
因此，包容性民主计划的经济民主要素，将诉求于国际化市场经济的主要失利者即底层阶级和边缘化群体（失业者、蓝领工人、低工资白领工人、非全职雇员、临时雇员、被工业化农业排挤出的农民），以及学生和预期的职业中产阶级成员，后者看到他们的职业安全梦想正在建设灵活性劳工市场的背景下迅速破灭。它也应诉求于新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他们由于不能加入上层阶级而处在长期不安全的状况下，这在南方国家中尤其如此（正如阿根廷危机所表明的）。
包容性民主计划的政治民主要素，应诉求于所有那些正在参与地方和单一议题运动的成员。正如甚至社会自由主义理论家也承认的，尽管对职业政治家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在急剧下降，议会民主政治的衰败并不等于政治淡化。明显的例子是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创议组织的发展。并不奇怪，小团体运动在美国蓬勃发展，40%的人口即7500万至少属于某一个小团体，而英国的自助和环境团体在最近几年中也在迅速扩大。[12]尽管这种市民社会的扩展主要集中在新中产阶级中，但是，这是人们热切寻求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真正民主的一个标志。不仅如此，由于公民参与的范围现在被局限在单一性议题上，所以只有单一议题运动和组织得到了较快发展。换句话说，可以认为，小规模团体运动的扩展表明了一种全国水平的上伪民主代表制使集体参与无效化向地方水平上的伪民主的移动：其中，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决定仍然留给政治与经济精英做出，但与此同时，在一个亚政治中，活跃的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团体要求就次要或地方议题决策的权力。
最后，包容性民主计划中生态的以及与社会领域中民主相关的要素，应诉求于当代社会中所有关注集权对环境影响的阶层和那些受到父权制与其他等级制结构压迫的阶层。[13]
因此，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新政治组织建立在一个最广泛的政治基础之上。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一个包括反全球化活动分子、激进生态主义者、自治计划支持者、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激进女权主义者、自由左翼分子和其他接受民主计划的活动分子的宽泛图谱。包容民主计划应该由于其对人口绝对多数的社会诉求而吸引所有的激进活动分子。因此，下列社会团体可以潜在地成为一个新的实现系统性变化的解放计划的基础。
* 现行国际化形式下市场经济制度的受害者，即失业者、低工资者、面临消失的农场主、暂时性就业者。
* 那些受到垄断政治的现行国家机器疏远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地方社区团体要求自决权的尤其是属于中间群体的居民。
* 那些在工作地点被等级制结构剥夺和疏远的工人、职员等。
* 那些同时在工作地点和家庭中被等级制结构疏远、并追求一个基于平等、相互尊重、自治、决策与责任分享、情感与性别平等的民主化家庭的妇女
* 那些受到把公众分为一等和二等公民的国家主义民主歧视的少数种族或民族。
* 所有那些关注环境破坏和生活质量不断恶化、目前存在于改革主义生态运动和边缘化经济公社的人们。
无疑，这些团体中的一部分也许把它们的目标视为与其他团体的目标相冲突（中产团体与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受害者之间等等）。然而，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包容性民主的确提供了一个依据保证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分析现行多重危机的原因和导致我们走向一种选择性社会的目的与手段的共同范式。因此，一个建立基于这一范式的运动的斗争是迫切的和必需的，以便构成这一新解放计划的各种社会团体可以成为重新把社会与政治和经济、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催化剂。
旧政治注定要失败，因为市场经济不断加速的国际化伴随着代表制民主的持续衰败。国家有效控制市场力量以便克服大规模失业、贫穷、不断增加的收入与财富集中和环境的持续破坏方面的无能，已经导致了尤其是在底层阶级和边缘化群体中间的大规模政治冷淡主义和讥讽主义。结果，所有的政党都争夺中间阶层的选票，使后者成为政治进程的决定者。与此同时，很多左翼分子关于市民社会民主化的梦想也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国际化。换句话说，竞争将会带来对市场的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最低共同标准。因此，一种与全球化经济中竞争最激烈部分的市场化程度相一致的市民社会，肯定会占据主导地位。
因而，明显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政治。它将致力于地方包容性民主的重建，即创造一种把人民作为在十分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在民主大会制度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公民来对待的新公共空间。比如，人民作为工人在工作地点大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民主企业管理方面的决策，而人民作为学生在各种学校管理中参与决策。这种新政治要求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而后者将在前者的产生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那么，这种新型政治组织将采取何种形式和如何产生呢？
6．新型政治组织
显然，新型的政治组织本身应该仿照所期望的社会结构。它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采取一种行动民主的形式。它在地方水平上将承担很多形式的干预功能，总是作为一个旨在把每一个地方当局最终改变为一个包容性民主的综合性社会转型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干预形式应该扩大至上述界定的每一公共领域，并包括
* 在政治层面上，创建基于直接民主的影子政治制度（邻里大会等）和各种反对现存制度及其活动的直接行动形式（游行、集会、宣讲和公民不服从）。
* 在经济层面上，建立一个人民所有的部门（即包括着那些由公民和民主性福利机构集体占有与控制的民主生产与分配单位的部门）以及各种反对现存制度及其活动的直接行动形式（罢工、占领等）。
* 在社会层面上，创建工作地点和教育地点等的自我管理制度以及参与工人民主、家庭民主、教育制度民主等的斗争。
* 在生态层面上，建立生态健全生产与消费单位以及反对公司破坏自然的直接行动。
* 在文化层面上，旨在创建一个社区控制的艺术（代替现在由精英控制的艺术）的活动和选择性媒体活动，后者将有助于使与包容性民主相一致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导性文化。
接下来，让笔者大致描述一下建设包容性民主组织可能采取的步骤，尽管这一进程在实践中采取的具体路径将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条件和环境。
第一步是发动一个特定地区的一些对包容性民主感兴趣者的会议，旨在成立一个讨论这一计划特别是针对国际包容性民主网络的团体。[14]一旦达成关于这一网络原则的总体性协议，这一团体就可以与同一国家内以及其他国家的包容性民主网络的其他单元进行联系，开展信息与新闻交流。经过一系列会议及其讨论之后，这一团体可以形成一个表述其基本目标、手段和战略的最低纲领。这一团体也应当形成它非等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直接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决策过程。
第二步将是一个地方性信息出版物或地方性杂志（在大城市）的出版。其中，这一最低纲领以及包容性民主视角下关于地方、全国与国际性新闻的评论和关于包容性民主计划的目标、手段与战略的简短文献得以公开发表。相关活动的新闻（无论是否地方性的）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在这一阶段，这一团体可以开始参与公共集会的组织，并使地方公众特别关心的议题（经济、生态和社会）得以讨论。所有这些议题将由那些表达了包容性民主观点的小组成员来引入，然后与地方公民进行全面讨论。
随着成员的增加，这一团体可以开始参与地方性斗争（甚至发起基于类似目标的斗争）并在与其他地方团体联合的基础上参与区域、全国和国际议题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这一团体应该与同一地区、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类似团体联系，以形成不同水平上的自治性包容民主团体的邦联，来协调参与团体的政治活动。对此，一种电子出版物的创建也许会发挥重要作用。在特定议题上（比如用一个人民的欧共体代替目前的资本主义欧盟）与左派激进团体的联盟也应得到鼓励，如果二者可以在各自提出的共同要求方面达成共识。
最后，一旦具备了足够数量的活动分子，这一团体可以变成一个包容性民主政治组织（保持原来的组织结构与决策过程）。这一新组织可以开始扩展其活动并参与实现政治与经济民主以及社会领域（工作地点、教育地点）与文化活动中民主等的地方制度的创建。与此同时，这一组织应开始参与地方选举，最初只是基于教育目的促进公民逐步熟悉这一计划。但是，一旦赢得某一特定地区的选举，它应该启动落实创建包容性民主的转型计划。毋须强调，在所有这些阶段，活动分子在包容性民主运动中的参与都不是作为政党干部，而是作为新制度创建的催化剂。换句话说，他们所信奉的是民主制度本身而不是政治组织。
[注释]
[1] Takis Fotopoulos, Welfare state or economic democracy? Democracy & Nature, 5/3(November 1999), pp.433-468.
[2] 对于这一战略的详细描述，参见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7.
[3] See Takis Fotopoulos, Class divisions today: The Inclusive Democracy approach, Democracy & Nature, 6/2(July 2000) , pp.211-252.
[4] See Mao Tse-Tung,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in Mao Tse-Tung,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5] See Ernest Mandel, The new vanguard, in Tariq Alis (ed.), The New Revolutionaries(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69).
[6] See Takis Fotopoulos, The end of traditional Antisystemic Movements, Democracy & Nature, 7/3(November 2001) , pp.415-456.
[7]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Oxford: Polity Press, 1998).
[8] See Erik Olin Wright, Classes(London: Verso, 1985/1997) and David Ames Curtis, On the Bookchin/Biehl resign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liberatory project, Democracy & Nature, 5/1(March 1999) , pp.163-174.
[9] 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London: Wildwood House, 1974), p.191.
[10] Cornelius Castoriadis introductory interview, in David Ames Curtis(ed.), The Castoriadis Reader(Oxford: Blackwell, 1997), pp.26-27.
[11] Ellen Meiksins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62.
[12]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pp.80-81.
[13] See Takis Fotopoulos, TID, chapters 5-7; See also Murray Bookchin, The ghost of Anarcho-Syndicalism, Anarchist Studies, 1/1(Spring 1993), pp. 3-24.
[14] 包容性民主基本原则概括的范例是由一个雅典团体所撰写的文本，该团体出版一种名为包容性民主的杂志，而这一文本重复出现在每一期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