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代性的不同形式
由市场经济的出现而启动的市场化过程，使在市场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这个矛盾应归因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和土地被当成了真正的商品，而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土地自由买卖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事实证明它们只是虚构的商品。同样的矛盾还导致了市场经济的控制者（即控制生产和分配的资本精英）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社会斗争，这场斗争从工业革命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通过制度框架获益的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下，市场经济控制者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使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化，即尽可能减少旨在保护劳动力和土地的各种社会控制，以便以最小的代价保证二者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的目标是尽量扩大对劳动力的社会控制（在绿色运动出现之前，还没有很多关于控制土地的要求），也就是使社会的自我保护最大化以抵御市场经济的风险，特别是失业和贫困。
正是这种社会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现代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性质和主要特征。然而，有争议的问题是，就这一斗争的最终结果而言，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影响哪一种更具有制约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类似技术变革的客观因素如果不能决定历史本身，但至少在这一结果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自治/民主传统的支持者，如卡斯托雷亚蒂斯（Castoriadis）则认为，在导致不确定的后果方面，社会构想等主观因素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当然，不管是在刻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诸如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或趋势、积累的各个阶段）的意义上，还是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动力的一般意义上，在市场经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客观因素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尽管此类客观因素能够解释经济精英的动机、行为和特殊性，但就像卡斯特雷亚蒂斯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斗争的最终经济和社会后果却总是模糊且不可预测的。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中，忽视主观因素，过分强调客观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但如果忽视客观因素而过分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也同样是错误的。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笔者认为，制约历史发展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具有同等重要性，正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不同）才导致了一系列不确定的后果。
在本书中，我们将区分自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现代性的三种形式，即自由主义现代性、国家主义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现代性。
1.自由主义现代性
18世纪末，在市场实现了由社会控制向自我调节制度的转变之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1795年英格兰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市场经济的控制者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斗争也就真正地开始了。几乎与此同时，出现了政治和产业工人运动，在运动压力下，国家制定了工厂法和社会立法。然而，所有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及市场经济本身是难以相容的。这种不相容在英国诱发了市场经济控制者们的反制度化运动，直到通过法律手段在1834年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在1830到1860年间扩大了土地承包的自由并于19世纪40年代降低了进口关税，免除了出口关税。实际上，19世纪30~40年代的特点（很有些像20世纪80~90年代）就是废除各种限制性规定的立法激增。
在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即从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律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经济精英首次试图建立纯粹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即自由贸易、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固定的兑换体系（金本位制）。在19世纪70年代，自由贸易运动达到了顶峰，标志着特惠贸易集团与限制性商业体制的终结，而后者在19世纪以前的殖民帝国中十分普遍。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尚未能建立普遍的自由贸易，而且最终也只有英国与荷兰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但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短暂时间内，正如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设想的，世界还是逐步趋向于一种自我规制的制度。[1]
然而，这首次尝试归于失败，而自由主义现代性也陷于崩溃。其原因在于，它未能满足自我规制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即商品和资本开放、灵活市场的普遍化。很显然，在大规模的殖民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仍然对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行使垄断控制的时期，这种市场是不可行的，其代价是非殖民国家（如美国）的兴起或更小殖民强权（如德国）的出现。[2]所以，国际化首次尝试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事实表明，那时的经济精英都是纯粹民族的，与当前出现的跨国经济精英的情况大为不同，而后者恰恰是真正国际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理论和政治层面，这种冲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并成为自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历史的核心因素。作为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证明自我调节市场的合理性和放任政策、自由贸易及调节性控制的有效性。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则是要证明社会控制经济资源在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不只是单纯的满足竞争者的需求）、保护生产性组织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合理性。所以，经济自由主义表达的是那些市场控制者们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则反映的是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愿望。
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斗争的两股主要力量，并在一个保护主义过渡阶段后走向了现代性的新形式：国家主义。[3]20世纪早期工人运动重大扩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加强，与此相对应，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结果则是资本精英力量的削弱，这两者在现代性新形式的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现代性国家主义形式在东方的特点是试图系统性地废除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在西方则表现为引入对市场有效的控制以保护劳动力的尝试。
2.国家主义现代性
国家主义现代性在东西方具有不同的形式。在东方[4]，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系统性的尝试，目的在于逆转市场化过程，并创立了与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形式只是自由主义现代性的修订版）全然不同的现代性形式。东方的国家主义形式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试图在资源配置领域尽可能减少市场机制的作用，并用中央计划机制取而代之。而另一方面，在西方[5]，国家主义则采取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并得到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支持，该政策包括由国家控制经济、扩大对自我调节市场机制的干预以保证充分就业、收入和经济增长更好的分配。西方国家主义形式的前身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达到其顶峰则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其时正值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年代，所有派别的执政党都采纳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然而，不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版本、还是苏联版本的国家主义现代性，都分享着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即社会、经济和国家的正式分离。现代性的自由主义形式与国家主义形式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只是这种分离得以完成的方式。在自由主义现代性中，这种分离是通过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得以完成的；而在国家主义现代性中，这种分离既通过代议制民主，又通过市场经济的修订版本而得以完成（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也可以说是通过苏维埃民主和中央计划的方式而实现的（苏维埃国家主义）。此外，现代性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形式还分享着基于启蒙运动进步观念基础之上的有关增长的意识形态，进步观念在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显而易见，尽管增长经济是市场经济动力的源泉，但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为，增长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现实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例证。
在下文中，笔者将证明，国家主义现代性的两种形式都失败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和作为优胜劣汰规律的必然结果，国家主义现代性的西方形式已变得与国家主义难以相容。十年后或更晚一些，国家主义现代性的东方形式其中一系列制度化的安排、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和政党民主，为了与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而被引入现实社会主义各国，也变成了进一步增长的桎枯。
3.新自由主义现代性
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出现可以依据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社会斗争变量的影响做出解释，这种社会斗争曾经导致西方现代性国家主义形式的失败。重大结构变迁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它是新兴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日益开放的结果之一。同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与重大技术变革（如信息革命）也是一致的，科学技术的变革标志着市场经济转向后工业化时期，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引发了就业结构的（阶级）的巨大变化。工人阶级的大量减少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6]如此，商业需求领域的重大变化与劳工/社会主义运动衰弱的双重影响，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盛。
尽管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整个时期，市场日益开放，市场经济国际化也一直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鼓励，但如果从现实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扩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国际化不过是与市场经济动力相关的客观因素的结果。优胜劣汰规律、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出现和持续扩张[7]，以及欧元美元市场的平行发展[8]，共同导致了当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形式。
因此，在国家主义时期，国家对市场的各种限制意味着不能根据市场经济所确立的供需条件随意地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其结果是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危机，与先前普遍认可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不能归因于石油危机，而应当归因于那时市场经济国际化所达到的程度已不再与国家主义相适应。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在资本和商品跨国界自由流动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几乎不可能对经济实行有效的控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有了显著的增加，但金融领域并没有开放，这使得各国政府还可以采取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然而，随着欧元货币市场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控制的有效性，多国公司敏感地注意到，它们对这些民族国家经济政策的侵蚀能力得到强化，可以有效地影响与它们自己的目标不一致的政策。
第二，国家主义自身的扩展必定会嵌入导致通货膨胀或利润缩减的各种因素，在国际化市场经济已经创立的竞争框架之内，这两种情况尤为麻烦。其一，用财政补贴国家不断扩大的社会和经济职能使得政府开支迅速增加，常常快于国家收入的增加，故而导致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其二，为了尽可能减少过度工资（即工资的增长大于生产率的增长）对利润的影响，雇主以石油危机为借口，把增加的劳动力费用的绝大部分成功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然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和日益严峻的竞争，使得把工资过度上涨转移到商品价格上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为了减少上述两种倾向和石油危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当各国政府开始实施传统的通货紧缩政策时，70年代出现的滞胀危机就不可避免了。但是，这些政策不仅没有降低通货膨胀，反而更进一步加重了短期失业，除此之外，还有因信息革命不断扩大积累已久的长期失业。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昌盛就不单单像左派分析家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由于1968年5月反叛流产后新左派的衰落和右派的反弹。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主要表达了经济和政治精英反对国家主义的需求，由于国家主义与不断成长的国际化之间的不相容性而导致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及其后的滞胀），为精英们提供了扭转由国家主义所确立的反对他们的权力平衡的机会。
因此，鉴于前面所提到的客观条件的变化，最早在学术机构出现（芝加哥学派、哈耶克的复活，等等）、其后蔓延到盎格鲁美国政治精英中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政治纲领主要表达的是经济精英们的各种新要求。自由主义老右派以传统、等级和政治哲学为其基础，与他们不同，新自由主义新右派信条的基础则是通过市场而达成的经济民主和个人主义[9]，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公民从对福利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有关自决和自治的主要诉求也是新自由主义者们所赞同的并由他们加以系统阐述，只不过是通过一种扭曲的形式，即一种通过市场自决的要求。
因此，当新自由主义运动首先在英国、美国而后在整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更多的地方重新执政时（主要形式是当代的社会自由主义，即中左政府），便引入了一系列单纯反映客观条件变化的结构变革，即市场经济变量和精英控制市场经济需求的各种相应的变革。也就是说，由经济精英所采取的使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各种安排，主要是使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当代形式制度化（而不是创建）。事实上，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化只是笔者以上所提到的尽可能减少市场社会控制特别是那些旨在保护劳动力和环境、对经济效率和利润率实行干预的市场化历史趋势的一部分。
首先，关于市场开放的制度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历史阶段，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上，商品市场一直处于持续的开放过程中。在全球层面，关贸总协定（GATT）的关税削减谈判使得跨国公司可以方便地使商品在其子公司之间流动；在地区层面，有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欧洲自由贸易区 (E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拉美共同市场（MERCOSUR）、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同样，整个70年代，资本市场在也处于非正式的开放过程中。70年代末，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市场正式开放，取消了对资本和兑换的控制。在80年代、90年代，世界其他地区也随之开放了资本市场。
其次，一旦市场的开放被制度化，资本和商品不受约束的跨国流动就要求所有的市场都自由化，即把过去、特别是在国家主义时期强加的、旨在保护劳动力和社会本身免受市场侵害的各种社会控制最小化。因此，尽管劳动力市场没有开放（对当地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特别是在南方国家，因而可以继续），但它们的自由化对于充分利用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好处也是必须的。为了使市场自由化，为了尽可能减少社会控制，主要采取了以下变革措施：
一是使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目的是使其更加灵活，以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取消诸多重要的控制，如国家放弃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对非国有部门的工作安全不做任何保证；同时，其他诸多控制也做了有利于雇主的重大修改，如对不公平解雇的控制、对工会的控制等。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劳动力更加顺从市场的条件（雇佣与解雇文化），就是使劳动力转变成为商品不仅采用设定工资和条件的方式，而且涉及在工作场所被管理的方式。[10]这些变革的非直接后果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结构性失业，但没有通过有效的国家行动得到补偿，反而把失业问题留给市场来解决。与此同时，通过对国有部门的限制，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助长了失业的上升。结果是大规模的失业以及与对劳动力市场解除控制相对应的贫困和不平等的增加。所以，从1973年到1999年，在七国集团这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失业翻了一倍多。[11]
二是通过提高兑换率和其他控制措施使资本市场自由化。这种办法增加了偷税、漏税的机会，侵蚀了福利国家财政所必须的税收基础，也使得资本的抽逃更为容易，更为重要的是，不可能实施任何指令性计划和对国内总需求的有效控制。因为允许巨额资金流动以攫取投机收益，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政府实施与其竞争者背道而驰的宏观政策的能力。
三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私有化不仅使经济活动的更多部门从社会控制的有效形式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在许多新的领域赋予了跨国公司扩展其活动的机会。与适度的国家主义现代性的集体主义特点相比较，大规模私有化的一个附带后果就是加强了这种现代性的个人主义特征。
四是极大地冲击了福利国家，使社会服务领域私有部门的扩大变得更加容易。在撰写本书之时，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讨论扩大对公共部门服务贸易自由的协定。
五是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分配。由于对经济精英税收负担的大幅削减，结果是福利国家和旨在创造激励的其他经济政策的衰败，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注释]
[1] A. G. Kenwood and A. L. Lougheed,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1820-1980(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3), p.74.
[2]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pp.17-21.
[3] 国家主义可以界定为这样一个时期，国家对经济的积极控制和对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广泛干预，旨意在直接决定经济活动的水平。
[4] Takis Fotopoulos, TID, pp.75-79.
[5] Takis Fotopoulos, TID, pp.21-33.
[6] See Takis Fotopoulos, Class divisions today The Inclusive Democracy approach, Democracy & Nature, 6/ 2 (July 2000), pp.211-252.
[7] 跨国公司迅速扩展的一个标志是如下事实，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在20世纪70年代初只占总销售额的30%，而这一数字十年之内已上升到40%，参见U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Basic-Facts about the United Nations, 1989, p.10.
[8] 欧元美元市场提供了一个没有管制的环境，美元（及稍后的其他硬通货，如日元、马克等）能够在不受美国规章和税收限制的情况下借贷。这一反映跨国公司日益增加需求的新市场的增长，促进了日后放松汇兑和资本控制，但在整个70年代，特别是在英国这个欧元美元市场的发源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关在市场压力下英国逐渐放松资本控制的描述，参见Will Hutton, The State We Are in(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chapter 3.
[9] Nick Bosanquet, After the New Right(London: Heinemann, 1983), p.126.
[10] Will Hutton, The State We Are in, p.103.
[11] 从1973年占劳动力的平均3.4%上升到1999年的7.6%，参见Philip Armstrong et al.,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able 14.1 and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table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