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市场经济的国际化

第三章市场经济的国际化

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自20世纪70年开始，前文提到的客观性变化（经济的和技术的）的综合影响加速了市场经济国际化进程。因此，从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至今，世界经贸出口的增长率增加了近73%。[1]结果，世界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14%增加到1999年的22%，与此同时，政府开支则由16%下降到15%。[2]显而易见，在国家主义时期曾经对经济增长发挥过重大作用政府开支，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出口需求所取代。

因此，不断增长的国际化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靠世界市场的扩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靠国内市场。这种情况对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需求在总需求中占到了90%。在这种框架下，国家通过控制总需求，在控制市场规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控制总需求的方式包括控制政府开支、公共投资以及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然而，使这种经济体系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相对较低的国际化程度，即国际化的程度必须与相关的国内市场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保护机制相一致。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国际化的扩展不断否定着这一前提条件，社会民主主义的共识也就难以维持下去。

因此，在不断增加的国际化趋势下，经济增长愈发地依靠供给条件，供给条件决定贸易活动，而不是依靠扩大内需。供给条件在积累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国际贸易决定了各国经济增长的规模，这种决定有可能是积极的（如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如通过进口导向型的去工业化）。因此，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仅就一个不断增加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而言，同时也考虑到进口渗透会最终会导致国内贸易的终止和大规模的失业。

总之，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市场经济由“国内市场”主导型的增长经济转变成为“外部市场”主导型的增长经济，即以贸易为主导的经济。在这种框架下，经济中从事生产一方的条件（尤其是那些与生产成本相关的条件）变得非常关键。缩减生产成本，不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雇主的税收和特别税，变得极为重要。但是，缩减生产成本必须极大地减少国家的控制，因为在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时期，国家主义曾极大地、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生产成本。之所以说是直接的，是因为福利国家的扩展意味着不断增加雇主的特别税和其他赋税负担；之所以说是间接的，是因为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主义阶段，在近乎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有组织的工人能够成功地施加压力，从而使工资地增长大大地超过生产率的增长。

大约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市场体系已经发挥了自我规制的（self-regulating）作用。在90年代，最近一轮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以及世贸组织的成立，对创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产生了影响。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共同促成了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而控制着这一体系的精英们的利益，几乎是仅仅通过市场功能的发挥就能自动地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自由贸易中的不平等的参与者必然会产生更强者（根据生产率、竞争力等）对弱者的控制。在当今条件下，跨国公司就是这种强者。众所周知，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在开始赞美自由贸易之前曾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工业。所以，自由贸易是摧毁自给自足地方经济独立性并使它们与国际化市场经济融为一体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在19世纪早期，市场经济国际化第一次尝试的失败，恰恰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一状况最终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

与此同时，新形成的北方发达国家的跨国精英对南方的各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国家）实施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迫使它们放弃任何有计划发展的理念，代之以对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市场。“胡萝卜”政策是指南方国家为了从北方国家获得急需的货款和援助而不得不接受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大棒”政策是指美国威胁对任何继续保护当地产品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如1988年的美国贸易法案）。用这种方法，不仅迫使南方国家开放了市场，而且取消了对当地产品的任何有效补贴，目的是限制这些产品对跨国公司产品所产生的相对优势，同时迫使南方国家压低初级产品的价格，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数以百万计南方人的生活依靠。因此，最终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收入和财富的巨大集中，而这正是当今世界经济国际化的特征。

过去的25年证明了市场越开放、越灵活，收入和财富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的程度就越高。根据联合国公布的官方数据，世界上居住在最富裕国家的1/5人口与居住在最贫穷国家的1/5人口，在全球化之前的1960年收入差距是30︰1，在1990年则变成了60︰1，到了1997年是74︰1。[3]因此，到90年代后期，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86%，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最贫穷的20%人口只占1%。当然，这种财富的集中也意味着与此相应的经济权力的集中。有数据显示，同样的20%的富人控制着当今世界82%的出口市场和68%的国外直接投资。[4]难怪从1994年到1999年世界上最富裕的人在 5年内净资产增长了一倍多。结果是，200多个亿万富翁的综合资产在1999年达到了11350亿美元，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5.82亿人的总收入总共只有1460亿美元，大约是富翁们总资产的十分之一。[5]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并用激进的甚至部分保守的经济理论加以证明，收入、财富和经济权力的集中是市场开放、自由化的必然结果，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所在。更进一步讲，上个十年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与经济权力以及随后的政治权力的集中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并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来予以推论。

由于这些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经合组织区域内已创建了充分的自由主义秩序，给予了市场参与者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高度自由。[6]不仅如此，尽管科技变革使生产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集中体现为“非批量”和“多样化”生产取代了在国家主义现代性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大批量生产，但从公司的层面而言[7]，“非批量”生产和不断增加的多样化生产都没有影响到经济权力集中的程度。从自由主义现代性出现以来的整个时期，这两种生产都一直在持续增长。

与以往的各种现代性形式相比较，新自由主义现代性形式的优势就在于它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持续的、自我调节的经济，因为它已经消除了导致过去尝试失败的基本因素，也就是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各种控制所导致的程度不一的“非灵活性”。这类控制措施体现了社会在反对其自身被市场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它们是与市场经济发挥其“效能”相对立的。所以，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共识（由执政的保守党和社会党共同采纳的）已经削弱了这些控制中的绝大部分，从而制造出了一个完成市场化过程的历史机遇。因此，当今的关键性问题并不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国际化的经济是不是比老的自由主义经济更加开放、彼此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是与19世纪末第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相比较，此次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化能否为成功地创造一个自我调节的国际化市场经济提供更好的机会。笔者认为，如今创建一个自我调节的国际化市场经济的新尝试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根据波兰依的观点[8]，在人类历史上，一个自我调节市场经济所依赖的4个主要机制第一次被建立起来。这4个主要机制是：

* 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市场经济）。这一机制符合前文所提到的关于当今国家职能的限定条件，但它比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要先进，这是当今资本和商品市场享有高度自由、国家主义全方位退却和在世界范围内提升商品、劳动力及资本市场灵活性的结果。

* 自由 “民主制”（代议制）。这一机制与自我调节市场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这一机制的补充。如今，这种民主制已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 分权制衡体系。现今，在现实社会主义崩溃、市场经济国际化之后，世界呈现出了由跨国精英们所控制的新秩序。[9]

*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新千年伊始，欧元的发行及与此相对应的南北美洲创建泛美货币运动，使得这一机制得以建立起来。人们有理由预测，这些运动必然会使3种主要的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确立自己的地位，最终成为新的国际货币并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将为相互联系的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而这一切正是由全球化所创建的。

在这个意义上，波兰依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当然也有些许事后诸葛的意味）。他认为，现代性的国家主义形式是自我调节市场具有空想特征的一个例证，并且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社会化过程”[10]，这一过程将导致社会对市场经济的控制。但事实上，现代性的国家主义形式只是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对较短的插曲，仅仅是一个过渡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现代性自由主义形式未能成功地建立一个以国际化自我调节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系，所以，作为一种反弹，就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

显然，尽管在19世纪如果没有国家对建立民族国家市场的关键性支持，就不可能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但是，一旦这一体系被建立起来，就产生了其自身不可逆转的动力，并促成了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然而，不能简单地把当今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看成是始于自由主义现代性循环的完成。事实上，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综合，即通过自由主义现代性中最具有本质特性的自我调节市场与“温和”的国家主义各要素的结合，避免了纯粹自由主义的极端化。“温和”国家主义的要素包括：取代福利国家的各种保险网和各种控制、“新保护主义者”的非关税壁垒，比如出口限制、市场的制度化安排、直接或间接的出口补助，等等。所以，当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国家职能的减弱，国家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补贴来支持商业。例如，通过研发基金、债务资助、贷款抵押、出口补贴、税收赊欠、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支持商业。所有这些政策通常都被左派误认为是“从后门”支持大公司的一种国家主义。当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同样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政治、军事方面作用的减弱。但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却的确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丧失。这不仅仅指国家对市场控制的消失，更不用说对生产的控制（在过去，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对生产发挥控制作用），也包括国家重要社会控制的消失，社会控制目前已被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机制所取代。此外，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其国内规则是多余的。在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中，有活力的企业需要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的金融市场、一个安全的自由贸易环境和对商业权利的保护。

2．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国家

当今，国家在市场方面的角色定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国家主义阶段。在自由主义阶段，国家主要把自己限定为“守夜人”的角色，在国家主义阶段，国家则发挥着“社会守护天使”的作用。而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国家不得不为市场环境的稳定、提高经济供给方的竞争力和效率提供保障，同时还要确保被边缘化人口的生存及对他们进行控制。上述这些方面以及巨大的市场经济区域的建立，都是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在大规模的经济区域中，单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作用被慢慢弱化，逐步让位于各种超国家机制。

欧盟早已开始了与此相关的过程，考虑到这一点，以上所述就显得尤为适用。在欧盟内部，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区，在这个经济区内，类似于国际化早期的金本位制固定汇率体系已经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用欧元替代黄金，那么，在当代金本位制下，欧洲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导致金本位制崩溃的基本因素已经被消除了，比如对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各种限制。这些限制不仅仅反映了民族国家经济精英的利益，也是社会反对其自身被市场化的自我保护机制。

因此，新自由主义对这些限制的清除为将要完成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经济条件，也为当今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形式比早期自由主义尝试更加成功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剧变[11]、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的失败[12]，为市场化的完成创造了政治条件。有所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既得到了中左和中右政党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支持，而且，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要义已经融入国际组织的战略之中。通过各种国际组织，跨国精英控制了世界经济，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这些事实表明，这种新的共识确实体现了由于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出现所带来的基本结构的变化。

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与这种现代性相适应的商业需求，也就是说，不断增加的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与国家主义越来越难以相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动力的要求下，新自由主义政策必须是“系统”的政策。显而易见，旨在使市场更加开放与自由的主要国际组织政策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国内政策变化都是“内源性的”，它体现了市场经济现有的发展趋势，并使这一趋势制度化。事实上，由晚期现代性的经济精英们所启动的、使新开放的国际市场自由化，不过是简单重复了由早期现代性经济精英们所启动的一个类似的过程，这一过程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使得“国内”市场自由化了。20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兴起，打断了市场化过程，但国家主义只持续了不过40年左右的时间，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表明，市场化进程一直存在着。然而，对于左派改革者来说，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只不过是经济精英试图强加给全世界的一个“乌托邦”，一个“旨在创造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得以实现条件的‘工程’”！[13]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当今市场经济的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化”从根本上看是市场自身动力发展进程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密谋的产物，也不像绝大多数左派所认定的那样，是什么邪恶的新自由主义政党或逐步示弱的社会民主政党的政策措施。新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战后初期以社会民主共识为标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终结。这一共识既包括保守党、也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他们都接受了旨在决定经济活动总体层面的积极的国家干预，目的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系列目标，如充分就业、福利国家和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因此，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化，不仅反映了由于文化衰萎而引发的政策变化，而且表明了一种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尽管不是与过去决裂）。这标志着进入了现代性的一种新形式，以下的事实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不仅体现在控制世界经济的国际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的战略当中，也体现在改革欧盟的条约中（如《单一市场法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由于这个原因，一旦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被制度化，各执政党，无论是保守党还是社会党，都不得不实行相同的政策来保护经济精英们的优势地位，因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他们自身的政治生存都依赖于此。

然而，当前的经济衰退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话，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可能回归的想法。但显而易见的是，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根基（开放灵活的市场、安全网络、国家因素的减少等）并没有因为当前对政府开支的“慎思”而受到影响。当然，社会民主主义者中一些虔诚的凯恩斯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当前，国家只是试图使公司免于受到银行倒闭的威胁——这是国家自新自由主义现代性出现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大大限定了自己的经济角色，只对经济的供给方施加影响（通过减少税收等），而不是对经济的需求方施加影响（如通过扩大政府开支，特别是急需的社会开支）。

很显然，左派，尤其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没有认识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意义。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向现代性新形式转变的开始，而不仅仅只是政策的变化。但是，各种不同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从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领袖阿利克斯·卡利内科斯（Alex Callinicos）[14]，到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利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以及其他一些同样著名的前《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作者，直到1998年都还在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5]事实上，最近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展现了包容性民主所做的预言，即在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和欧洲“社会市场模式”之间的竞争中，后者必败无疑。笔者在1995~1996年曾指出，欧洲的模式不是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它只是市场化国家主义阶段的残余，显然不能在当代市场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生存。[16]然而，马克思主义左派似乎很奇怪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竟然最终战胜了欧洲“社会民主模式”，而更令前“新左派”人士绝望的是，在现实中，后者不仅从未试图摧毁前者，而且还有效地模仿了前者。[17]事实上，人们或许会说，正是左派对新自由主义不仅实现了政策转变而且实现了标志着新现代性的结构转变这一事实的错误认识，以及与此相应地把现代性和工业主义混为一谈，才导致了有关一个后现代新时期的神话。

最后，创建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必须对国际经济和政治实施某种“规制”。因此，如果在市场化的第一个阶段，由于那时市场经济基本上是民族国家的，实施市场规则的角色是由民族国家承担的（通过对暴力的垄断），那么，在今天由谁来承担这样的角色呢？显然，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即跨国经济需要自己的跨国精英。那么，在今天，这样的精英存在吗？

3．新的跨国精英

在本章中，笔者将表明，这样的精英不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18]、包容性民主理论的阐述当中[19]，而且被已经出现的证据所逐步地证实。我们把跨国精英界定为在跨国层面上实施其经济、政治或总体社会权力的精英，即表明他们不只是或不首先是代表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跨国精英主要由以下人组成：

* 跨国经济精英（跨国公司的总经理以及在当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鉴于经济因素的优先地位，他们在国际化市场经济的统治精英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 跨国政治精英，即日益全球化的官僚和政治家。他们任职于主要的国际组织或者任职于主要市场经济的国家机器中。

* 跨国专业精英。这些精英在各种国际基金会、智囊团、主要的国际化大学的研究机构中以及在大众传媒中发挥着支配作用。

包容性民主理论使用跨国“精英”而不是跨国“阶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仅比精英概念狭窄，而且由于不能完全表达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中的“阶级”划分而有些过时。[20]之所以使用精英概念，是因为它的成员拥有经济、政治和广泛的社会权力，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之所以使用跨国精英的概念，是因为其成员与国内精英不同，他们认为保护他们在社会中特权地位的最好方法，不是通过确保任何真实的或想象的民族国家的再生产，而是通过确保市场经济体系和代议制“民主”在全球范围的再生产（而不是像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的那样，认为只是简单地促进全球资本的利益）。这是因为，新的跨国精英认识到它的利益在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

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跨国精英并没有建立任何区域性的权力中心，因为它是一种非集中的统治机构。这意味着，这些精英并不基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是美国也不例外，尽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某个特定国家的权力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当这个国家恰好是当今领先的军事大国时，尤其如此。

跨国精英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事实已证明了这种精英的现实存在，他们通过推动一些制度性安排并使之正常地发挥作用来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例如，没有人意识到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ERT），是欧洲大型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联盟，他们的目标是促成由欧洲委员会采纳的各种政策。因此，使得欧盟市场更开放、更自由化的《单一欧洲法令》，不是由欧盟、而是由威斯•德克尔（Wisse Dekker）(菲利浦的总裁，后来是圆桌会议的主席)创立的，他的建议是1985年欧盟白皮书的蓝本。[21]欧盟的扩大计划（1999年末由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批准）也是同样，要求新入盟者解除对经济的管制，使之私有化，并加大在长途运输货物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该计划由珀西·巴恩威克（Percy Barnevik）提出，它是瑞典“Investor AB”公司的总裁和圆桌会议工作组的负责人。

不仅如此，欧洲圆桌会议和大西洋两岸其他贸易机构的活动，是创建一个合法和谐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伟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FTAA）的目标是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展至整个西半球。这一进程已经导致了《魁北克宣言》（2001年4月）的出台。这一宣言声称，到2005年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如乔治·蒙比奥特（Gorge Monbiot）所言：

自1995年以来，在欧洲圆桌会议和其他贸易机构的压力下，欧洲委员会已静悄悄地准备与美国建立一个单一市场。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的创建，要比建立世贸组织或MAI（多边投资协定）更为漫长和艰苦。这一伙伴关系的目标在于逐步减少那些妨碍美欧之间货物、服务自由交换的“规则性障碍”，主要的计划正在付诸实施。扩大后的欧洲将会成为这一单一贸易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集团还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者的市场已经结为一体。北美自由贸易区还将逐步扩大，把南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都囊括进来。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非洲成长及机会法案》，要迫使非洲国家接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方式。俄罗斯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也被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吸收进来……届时，世界贸易协定肯定要重新协商，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已经完成。最终，世界将只有一个单一的并且解除了对其管制的市场，它由跨国公司所控制，在这个市场中，任何强大的、旨在保护环境和人权的法律将难以存在下去。[22]

最后，服务业贸易总协定进程（GATS，其目标在于扩大服务贸易总协定），为跨国精英把自己的作用制度化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并且这已经在欧盟内部产生了反响。而且，目前正处于讨论中的、旨在从根本上削弱国家对跨国公司管制的“博尔凯斯坦指令”（Bolkestein Directive），在法国、比利时、瑞典和丹麦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争论。这个指令的主要目标，一是要消除所有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标准，这些法律和标准的本意是用来增加欧洲公司进入其他成员国市场的难度。二是根据“创始国”原则，允许欧洲公司在欧盟内部的任何地方开展业务。该指令要把同样的规则应用于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房地产经纪人、商品交易的主办方、广告公司和私人保险公司也同样适用这一指令。这意味着，欧洲委员会不再把医生对病人提供的服务看成是一种被所有公民享用的特殊的“公共产品”，而是看作一种“经济活动”，这种商品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在欧盟内部交易。正如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者大卫·罗兰（David Rowland）所指出的[23]，这表明商业利益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对工人和消费者的保护。

显然，在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中，实施市场规则的是民族国家，而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中，实施国际化市场规则的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是被国家所控制的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因此，毫不奇怪，在有关经济事务比如WTO的民族国家政府间及国际协商中，解除经济方面管制和消除所有贸易与金融壁垒已经成了美国国务院工作的组成部分，也间接地成了美国所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工作的组成部分。[24]

因此，很显然，跨国精英已经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使他们的跨国角色制度化。当前的目标是拆除阻碍商品和服务自由交换的“规则障碍”，首先是欧洲和美国间的，随后是这两个巨大的经济区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间的，而后者只能接受前者的贸易条件。最终的目标是形成一个由多国公司控制的巨大的、解除了管制的单一全球市场，社会对保护劳动力或环境的控制将会消失。

所以，尽管没有达成正式的协定使政治全球化制度化，但非正式的政治全球化已经由“跨国精英”启动了，这种全球化目前是由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和政治军事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实施的。前文所提到的实例，都是关于国际经济组织的。但20世纪90年代新的跨国精英发动的两次战争即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则都是关于国际政治军事组织的。[25]对于这两次战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精英们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并不是偶然的，但他们最终站到了美国精英一边。因为，为了“国际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美国精英发挥了充当跨国精英政治军事臂膀的作用，所以他们被委婉地称为“跨国精英”。换句话说，美国的军事机器有效发挥了全球化代理人的作用。与最近一些分析家的观点相反，布什政府的政策（向《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京都议定书》发起挑战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并不表明“追求国家安全的回归”。[26]这些政策真正表明的是，部分跨国精英，例如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军工产业和石油产业的精英，目前在把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精英中处于强势地位，因为最近他们通过其门生乔治·布什获取了跨国精英的最高政治、军事权力。

因此，由于各种原因，跨国精英在目前似乎依靠的是这种非正式的政治全球化体系。这些原因包括：尽管全球化使得文化趋同，但民族认同仍具有持久的重要性；维持代议制“民主”正在良好地发挥作用的表面现象的需要，地方精英仍然被看作是其中重要的决策者；提供地方安全体系以保障社会对贫民最小社会服务的需要；最后，最为重要的是，授权给民族国家极大程度的暴力垄断权，以便使它们能够控制工人运动、从总体上控制人口，以便促进资本和商品自由流通的需要。

现今，控制着国际化市场经济的跨国精英的主要目标是：在使市场的作用最大化的同时，使保护劳动或环境的所有有效社会控制最小化，以便使“效率”（以狭义的、技术经济学术语来界定）最大化，从而使收益得到保障。当然，这一直也是控制每个国家市场经济的民族精英们的主要目标，但在当今市场开放的时代，这个目标指的是国际化的市场经济，而不再是每个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

然而，尽管跨国精英促动的政策代表了他们的“整体”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部就没有严重的分歧。实际上，在应对全球化影响比如恶化的经济与生态危机的方式上，跨国精英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方是“保守派”，其观点主要由美国经济精英及其在政府中的代表提出；另一方是“开明派”，其观点主要由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代表，双方观点的交锋就是这种分歧的反映。

精英内部保守派不懈追求的一种政策议程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是这样的，由于假定所有的财富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所有的国家活动都会减少个人自由。根据这种观点，征税是有害的，因为它征用了原本属于个人的财产，侵犯个人的财产隐私只是为了资助一些减少个人自由的国家行为；如果将税收用于福利、教育和健康事业，那也损害了人们应对自己负责的愿望。[27]这种经济哲学不仅体现在美国退出的、由《京都议定书》所施加的本来就很少的限制中，如同我们前文所看到的，也体现在其富有挑衅性的政治、军事战略当中。因此，《京都议定书》尽管是适度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有限的目标，但条约偏袒了那些代表着保险、旅游和农业的跨国精英（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人特别关注温室效应的后果），而以石油工业成员的损失为代价。就是这种不平衡激怒了布什政府（石油工业曾资助他的总统竞选）[28]，它试图恢复原有的平衡，尽管这对世界环境明显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与它的美国伙伴相比，欧洲的经济精英们却不得不面对更加强烈地反对这种哲学的斗争（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尽管他们采纳了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也采纳了用各种措施来减少极端贫困（但却不是不平等）的建议，接受了《京都议定书》的最低限制，并寻求一项把中国、俄罗斯及所谓的“无赖”国家完全纳入国际化市场经济、而不是通过富有挑衅性的政治军事战略将其加以排斥的政策。换句话说，欧洲经济精英的目标是创建一种“人性化的全球化”，但这却一点都不会影响其实质。[29]欧洲的跨国精英尤其关注生态危机，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希望与那些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来致富的集团（如石油工业）发生正面对抗，而是试图通过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最终达成一个妥协。

然而，在跨国精英中，鉴于当今美国无可匹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人们或许能够想象得到，这两派免予冲突达成一致的结果将主要体现的是美国精英的利益。在经济精英中的美国派已经建立了一个针对其他国家长期优势的现在，情况尤其如此。这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层面上，也体现在经济层面上。“9·11”事件使美国精英名正言顺地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国际警察；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美国精英把远东、欧洲及长期衰退的日本的精英远远地抛在身后，建立了其无可撼动的地位。如下事实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跨国精英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10个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8个是日本的，而现在，它们全部都属于美国。[30]

[注释]

[1] 20世纪70年代世界贸易平均增长4%，80年代是5.2%，90年代是6.9%，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table 13 and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11.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table 9 and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13.

[3] The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Ibid..

[5] The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Eric Helleiner, “From Bretton Woods to global finance: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in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R. D. Underhill(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London: Macmillan, 1994).

[7]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pp.67-73.

[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 Beacon Press, 1944/1957), chapter 1.

[9] See Takis Fotopoulos, “New World Order and NATO’s war against Yugoslavia”, New Political Science, 24/1(2002), pp.73-104.

[1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chapter 1.

[11] Takis Fotopoulos, “The Catastrophe of Marketisation”, Democracy & Nature, 5/2(July 1999), pp.275-310.

[12] Takis Fotopoulos, “Welfare State or economic democracy?” Democracy & Nature, 5/3(November 1999), pp.433-468.

[13] See Pierre Bourdieu, “The essence of Neoliberalism: Utopia of endless exploitation”,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1998.

[14]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Oxford: Polity Press, 1990).

[15]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no1(new period), January/ February 2000, p.10.

[16] Takis Fotopoulos, TID, pp.97-98

[17]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pp.10-11

[18]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Oxford: Blackwell, 2001).

[19] Takis Fotopoulos, “Globalization, the reformist Left and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Democracy & Nature,7/2(July 2001).

[20] See Takis Fotopoulos, “Class divisions today – The Inclusive Democracy approach”, Democracy & Nature, 6/2(July 2000).

[21] George Monbiot, “Still bent on world conquest”, The Guardian, 16 December 1999.

[22] Ibid..

[23] David Rowland, “In the healthcare” , The Guardian, 20 January 2005.

[24] See the series of articles by a team of reporters led by Nicholas Kristof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6-19 February 1999.

[25] See Takis Fotopoulos, The Gulf War(Athens: Exantas, 1991; “The war in the Balkans: The first war of the internationalized market economy” , Democracy & Nature, 5/2(July 1999), pp.357-382.

[26] Philips S. Golub, “Cold war government with no war to fight: American’s imperial longings”,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2001.

[27] Will Hutton, “Death is now the only certainty”, The Observer, 6 May 2001.

[28] See Ed Vulliamy, “The President who bought power and sold the world”, The Observer, 1 April 2001.

[29] See for example an expression of this trend in a recent Observer leader under the eloquent title “The US is not fit to run the world-we must help Europe take on the job”, The Observer, 1 April 2001.

[30] Madeleine Bunting, “Samsh and grab inc.—The US ruled the last century and it will rule the next. What will it do with its power?” The Guardian, 24 August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