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增长经济与增长意识形态
1．增长经济的兴起
当东方现实社会主义版本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实践双双失败时，福山曾得意洋洋地宣称历史的终结。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这是正确的，但却错误地断定，当今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性类型的普遍化是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这种普遍化表明的是，除了这类现代性形式的发展以外，人类不可能还有其他努力的方向，因此是历史的终结。
但是，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其国家主义形式只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版本尚未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只是在自治（民主主义）传统与他治传统之间战争中的一场战斗。因此，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仅仅是创建一个自治社会的这种特殊尝试的受挫。
换言之，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只不过意味着被我们所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这种形式的挫败，也就是说，旨在通过合法的、或革命的办法获得国家权力，并以此作为激进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这种做法的挫败。应当强调的是，对于许多左派而言，早在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被实际挫败之前就已经很清楚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与在全体公民中创建公平地分享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条件的要求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即使它带来了就业安全并极大地改善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但国家所有制及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被证明与创建经济民主的条件即公平地分享经济权力不能够完全相适应，更不用说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的条件了。此外，在推动创立广义的社会领域如家庭、工作场所、教育机构等地方的社会民主条件方面，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20世纪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形式与增长经济和增长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事实，应当是分析社会主义实践诸多失败原因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增长经济类型，即这样一个经济组织系统，它会客观地或有意为之地导致经济增长的最大化。那么，增长经济是如何出现的呢？
为了说明增长经济的出现，一个或许有用的方法就是分析导致其出现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的互动。客观因素是指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动力，而主观因素则是指增长意识形态的作用。增长意识形态可以简单定义为建立在社会想象重要性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认为生产和生产能力不受限制的增长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的中心目标。[1]与绿色运动的主流观点相反，笔者认为，增长意识形态并不是增长经济出现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增长意识形态只是被客观地用来辩护市场经济及其动力的合理性，即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增长经济。其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像某些激进绿色人士所持有的幼稚观点那样，把当今的主要问题仅仅局限于改变我们价值的问题或者是谴责经济增长本身。相反，当今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创立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必须摒弃人类对人类制度化的统治及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征服性观念。对这样一种制度的追求将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不仅应当抛弃增长意识形态，还应当抛弃市场经济本身。
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在增长经济两种类型出现中的作用并不是等量的。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兴起及再生产方面，客观因素更为重要，而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出现过程中尽管客观因素在其再生产方面是重要的，并没有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反过来也是一样，就资本主义增长经济而言，增长价值这样的主观因素仅仅在证明正在出现的市场经济具有合理性的意义上发挥过一种观念作用。但是，主观因素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兴起和再生产方面却发挥过决定性作用，因为启蒙运动把进步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恰恰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
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增长经济
现实社会主义的出现创造了另一种类型的增长经济。与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不同，在这种类型中，经济增长不再是市场经济动力的副产品，而是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这两种类型增长经济，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混合形式，尽管方式不同，但最终结果却是一样的：即增长的最大化。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方法与目标之间的一致程度要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后者使社会主义的增长经济黯然失色。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在竞争的刺激下，市场化和增长构成了历史上市场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及其控制的条件下，机械化生产首先意味着市场化。这是那些控制着市场经济、力求使对市场的社会控制最小化的人们努力的结果。其次是经济增长。从微观经济层面上而言，这是不断提高效率、追逐利润过程的结果。正统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都能够用来证明，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最大化依赖于劳动力的进一步分工、专业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现代技术总是被用来使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原因，因为它们意味着进一步扩展的劳动力分工并提升专业化程度，而不顾更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此，经济增长、劳动力分工的扩大和比较优势的利用，意味着与自给自足（self-reliance）原则的背离。但是，这种脱离在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广义的社会层面以及生态层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比如在经济层面上出现了失业、贫困、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中的经济非理性主义，在文化层面上出现了社会联系与价值的解体，在社会方面上造成了对个人和社会自治的严格限制，此外，我们还将看到这种脱离将在生态方面所造成的灾难。
通过效率和市场规模的最大化追逐利润，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经济权力集中在控制市场过程的经济精英手中。然而，经济权力的集中并不是资本主义增长经济的特权。类似的权力集中也出现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因此，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在集中方面的差别，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谁拥有生产资料及如何决定这些生产资料的不同用途。
首先，就经济资源的所有制形式而言，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和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都会导致对局部利益的追求，因为这两者都把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利配置给了少数人。在前一种情况下，私人所有制赋予少数人直接地控制生产资料的权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通过国家所有制这种非直接的方式把相同的权利委派给了现实社会主义各国中的官僚精英。
其次，就资源配置的机制而言，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都造成了以大多数人为代价而少数人占据优势地位的结果。但是，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中，经济权力集中在资本精英手中，是通过源于市场经济功能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而自动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把同样的权力集中在官僚精英手中，则是通过把政治权力集中在控制资源计划配置的少数人手中而实现的。
因此，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权力集中是偶然的，即只有当社会主义在政治层面上采取苏维埃民主主义的形式、在经济层面上采用中央计划的形式时才会出现。那么，资本主义的权力集中也是偶然的，只有当自由主义分别采纳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形式时才会出现。借助各自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直接地）和自由主义（间接地），可以证明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集中的合理性。在前一种情况中，权力集中被认为是在向共产主义转型时期所必须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只要这是合法的，就不能认为权力集中与自由主义个人优先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即使这种集中忽视了该原则的普遍性。显然，不仅现实社会主义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现实资本主义实际上也不能把个人优先的信条贯彻到底。
同样，本书所界定的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与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建立在这两者政体性质的差异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同方式基础之上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各国政体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即使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标准[2]，也可以确定这样的政体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中，经济增长以及基本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而生产）都留给价格机制去解决，而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绝大多数同样的决定是通过中央计划机制的形式而做出的。因此，我们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的标签来界指西方国家的增长经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盛行一时，并主要采取社会民主主义形式（在国家主义现代性时期）或当代新自由主义形式；而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标签，来界指1989年以前的、东方的即现实社会主义各国所形成的经济结构类型。
上述区分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尽管所有制、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名义上是社会的，但实际上，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中央计划而非价格机制完成的，这一事实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本质性区别。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增长的目标以及中期目标（效率、竞争力）都源于体系本身内部的逻辑和动力，但在社会主义的增长经济中，同样的目标则是通过控制计划机制的政党官僚从外部强加的。换言之，计划经济可以追求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目标。但是，尽管为了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需要，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总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与资本主义竞争，就一定会为增长最大化而奋斗（苏联的口号就是赶超美国），而这种奋斗所涉及的所有方面都必须依赖效率的提高。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增长经济是微观层次上市场运作的必然结果；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只是宏观经济层次上的选择性目标。
然而，除了这个基本的差异外，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还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尤其重要的两个共同特征是经济权力的集中和对生态的破坏。反过来，这些特征又造成了这两种增长经济模式都以效率为其中期目标的事实。在东西方两大体系中，效率被定义为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这个定义所依据的是严格的技术经济标准，而不是本应是经济制度目的的人类需求的满意程度。[3]因此，尽管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经济权力的集中主要是政治权力集中在政党精英手中的结果，而非经济体系自动运作的结果，但由于增长和效率最大化是一个既定的目标，这就迫使东、西方国家都必须使用相同的生产方法。此外，东西方两大体系所共有的经济效率概念，并没有把经济过程的外化、特别是增长对环境的负面效果考虑在内，其结果就是当今遍布全球的对生态的破坏。
3．增长经济与增长意识形态
如同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首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化过程，把工业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两大阵营，并导致了两大理论流派和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然而，在其第二个组成部分经济增长方面，却没有出现类似的分化。在增长经济的资本主义版本和社会主义版本中，经济增长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范式（意指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信仰、观念和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因此，尽管与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联系，尽管现实社会主义各国的统治精英许诺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仍然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
因此，尽管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在东方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两者都秉持相同的增长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形成于工业革命时期，距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同时，两者也都遵循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律。结果，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标志着向社会组织新形式的转变，体现着卡斯托雷亚蒂斯概括的一种新的社会想象的重要性[4]：即理性统治的广泛传播，也就是把进步等同于生产力发展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以来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其基本问题都是人类如何在科学和其他技术应用的帮助下使增长最大化。[5]实际上，马克思更加强调迅速增长的重要性。所以，增长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了补充。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长经济而言，尽管在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中，权力集中的等级制模式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但增长意识形态始终都是其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基础。此外，在某种意义上，增长意识形态还作为最根本的意识形态而发挥作用，因为它最终决定着哪种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经济失败（也就是未能建立一个西方类型的消费社会）导致这种类型增长经济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增长经济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今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所在。
增长意识形态还能够说明两种增长经济类型为何都产生了相类似的环境恶化的结果。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主义各国中，由于在这种经济中使用了效率更低的技术，所以环境恶化的程度要更大一些，而且由于价格结构压低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而导致其滥用，所以更加重了污染的后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坚决主张的那样，把当代权力集中简单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样，也不能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6]，把生态危机本身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关系和生产条件。显然，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无论如何不能够解释在现实社会主义各国中出现的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因为在那里并不存在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如果说像绿色运动内部的环境主义者和各种现实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无视市场经济及与其相适应的权力关系的制度框架，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因于增长意识形态是错误的话，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增长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影响，试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当作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也同样是错误的。
实际上，为了给生态危机做出一种适当的解释，我们不仅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求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应当求助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关系源于等级制社会制度框架内权力的集中。然而，在这一点上，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在等级制社会内部主宰自然的观念同社会统治一样古老，但大规模的、对自然征服的历史尝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及与其相适应的增长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因此，为了阐明当代生态危机，我们必须从导致一般等级制社会出现的历史原因着手，并通过对等级制社会的当代形式在这种社会中，精英主要从经济权力的集中来攫取权力的考察而不断深入。
然而，尽管增长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我们不应当忽略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两种增长经济类型具有同样的目标使经济增长最大化，但使用的手段不同，这一点特别重要。计划是一种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本相一致的手段，而市场则是与私人所有制基本相一致的手段。尽管在过去曾提出并实施了各种计划/市场与生产资源社会/私人所有制的混合，但事实依然是，计划（也许要与第六章论述的某些人为市场形式相结合）与社会所有制形式的结合能够更好地满足全体公民的需求。因而，任何真正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结合，必定会导致用一种极不公平、不能满足全体公民需求的方式分配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实际上，即便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真正市场的结合（因为市场机制本身的动力），也必定会导致巨大的失衡与不平等，当今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比如越南就是一个例证。
4．集中：市场经济动力的必然结果
当然，经济权力的集中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在所有的等级制社会中，财富的集中总是与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在各种精英手中的情况相伴而生，并往往通过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统治制度来证明这一现象的合理性。出现于增长经济中的新因素是，社会制度本身以及对其进行控制的精英权力的再生产，严重地依赖于增长目标的实现，反过来，又通过把进步与增长混为一谈的形式来证明其合理性。所以，经济增长功能不仅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且还作为现代等级制社会特征的经济、政治权力不平等分配结构再生产的一种方法和对其进行支持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性要素。因此，等级制社会采取了新的形式：在西方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在东方则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出现。采用这种新的形式，精英们不仅可以通过政治、军事或普遍的社会权力的集中而攫取权力，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经济权力的集中而得到权力，不论这种集中是由市场机制还是由对中央计划的控制所造成的。
然而，就现代等级制社会的再生产过分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这一事实而言，也构成了其根本性矛盾。与人们通常相信的相反，并不是增长经济的持续性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而是增长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其收益集中到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手中，也就是世界收入中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挥霍性消费水准违反自然法则，不具备可行性。如今，北方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和南方国家的精英们都在享受挥霍性消费，并且这种消费将随着全世界民众的喜爱而普遍化。因此，就像迈克尔凯里（Michael Carley）和伊恩克里斯蒂（Ian Christie）所指出的：显然，工业化国家人们的物质消费方式不可能被普及到地球上的所有人。因为，为此所需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将是巨大的。仅仅使北方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准普及化，全球工业生产就必须提高130倍[7]，即使不考虑当前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趋势！[8]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许会对某些国家如今与持续不平等巨大增加相并行的高速经济增长率在自然方面的持续性提出质疑。
其次，依据目前的技术知识和环境友好技术的费用，增长经济的普遍化不具备环境上的可持续性。换言之，如果从这些技术的费用及世界收入的集中来考虑，那么，此类技术的普及是不可能的。此外，此类技术被普及后是否都能够对环境产生有益的影响也还存有疑问。
因此，集中和生态崩溃不仅仅构成了增长经济确立的后果，而且还是其再生产的根本前提。相信消费不足的公民社会学家认为，面对由增长不平等而导致需求不足的威胁，应该劝说三大经济区域的精英们引入一个世界性的混合经济[9]，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北方国家经济增长不仅不受当前国际化市场经济增长不平等的威胁，反而依赖于这种不平等。因此，如同没有对自然的劫掠就不可能有增长经济的生产一样，如果没有经济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增长经济本身的再生产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总之，显而易见，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集中在对增长经济进行控制的精英手中，并不像生态运动中的主流派别所天真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与确立于工业革命时期价值相关的文化现象。生态平衡的实现也不仅仅是事关变革价值体系（摒弃增长逻辑、消费主义等）就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个生态友好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实际上，权力集中构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历史过程以等级制社会结构的确立为起始，蕴涵了人对人、人对自然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10]，并随着市场经济及其副产品增长经济的发展在最近两个世纪达到了顶峰。
市场/增长经济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意味着，在目前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中，不论是经济权力的集中还是增长经济的生态后果，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经济权力集中的增加已使许多人认识到[11]，通过增长来改善福利意义上的进步并不必然地具有普遍性。因此，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个世界上都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享用目前的挥霍性消费，当这个事实被普遍认可之际，也就是有关当前社会制度的真相显现之时。
[注释]
[1] Cornelius Castoriadis,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84.
[2] See Takis Fotopoulo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Greece(Athens: Exantas Press,1985&1987), chapter 1.
[3] 人们通常根据技术效率、生产效率和交换效率来界定经济效率，并认为这个定义是中立性的。但是，这一概念设定与分配方面无关，因而，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形是，尽管特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完全可能是有效的，但却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多数民众的基本需求。
[4]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5]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London: Harmondsworth, 1970), p.104; 正如肖恩塞耶斯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和《概论》所评论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视为其进步的和文明化的方面，see Sean Sayers, Moral values and progress, New Left Review No. 204(March-April 1994), pp.67-85.
[6] See James O 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Society and Nature, 1/2(1992), pp.174-202.
[7] Michael Carley and Ian Christie, Mana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50.
[8] Andrew McLaughlin, What is Deep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6/3(September 1995).
[9] 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163.
[10] See Murray Bookchin, Remaking Society(Montreal: Black Rose, 1989), The Ecology of Freedom(Montreal: Black Rose, 1991), and From Urbanisation to Cities(London: Cassell, 1995).
[11]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