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主义方案失败的原因
1．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衰败
当代多重危机的一个重要部分，至少就其政治层面而言，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衰败。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在19世纪战胜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自治/民主主义传统的产物）之后，就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现实体现。人们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在启蒙运动之后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它我们使用相关的自然、社会知识来塑造自然环境和社会进化过程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一观点包括着一个通向未来的直线（或辩证）的进步过程。政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实际的知识为基础，而不管社会性个体的任何集体的、创造性的和自组织性的活动。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5年中，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兴盛一时。这既是社会主义增长经济在东欧广泛扩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欧相继执政的结果。
在过去的百余年中，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两个主要历史形式即东方的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始终在左派中居于主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专注于赢得资产阶级国家以便对其进行改良，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主张废除资产阶级国家，并将其重建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然而，尽管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有着重大不同，但两者都包含有一种实现激进社会变革的机制，其中蕴涵着政治与经济权力的集中。即使是列宁的无产阶级国家或小国家最终也只能走向衰亡[1]，因为正如巴枯宁预测的[2]，权力在无产阶级手中的严重集中很容易退化为权力在一组工人出身精英（先锋队）手中的集中。
目前，在新右派和公民社会左派这两大流派、以及新社会运动流派的强力打压下，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似乎已被有效地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传统本身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如同最近15年两种主要派别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在东方，现实社会主义崩溃了；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也遭到了同样的失败。当然，鉴于众多信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政党曾成功地实现了夺取国家权力的目标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危机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第一世界中的社会民主运动、第二世界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第三世界中各具特点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虽然都获取了权力，但却都未能变革世界，至少未能像他们自己所宣称或所期盼的那样来改造世界。事实上，甚至这些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所建立起的上层建筑它们曾给人们留下某些变革的印象，也已经都被废除（如东方的现实社会主义），或者在被废除的过程之中（如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失败，同时是指其东方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失败前者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在实践中奉行的是国家集权主义；后者在理论上与凯恩斯主义相一致，在实践中奉行的是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
笔者认为[3]，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两个版本历史性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试图把增长与社会公正两个不相容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增长因素所表达的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社会公正则表达的是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增长经济的一部分的增长因素隐含着经济权力的集中（不论是作为市场机制功能的一个结果，还是作为中央计划的一个内在因素），而社会公正因素则与经济权力的分散和平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致力于使每个人都能够分享增长的收益，并赋予进步以普遍含义（即把进步等同于增长），试图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增长经济，而全然不顾增长与经济权力集中之间根本性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把增长因素与社会公正因素相结合的尝试，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造成了根本性的不相容。资本主义增长经济造成了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手段（市场经济）与目的（增长经济）之间是完全相容的；相比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中，目的（增长经济）与手段（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或中央计划）之间则是不一致的。事实上，国家主义的程度越高（如中央计划），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相容性就越严重，对这一体制的破坏性也就越大。
2．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
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衰败做出一个恰当的解释[4]，就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有必要首先厘清其经济失败的原因。确切地说，这一体制的经济失败一方面导致了苏维埃庞大官僚机器的瞬间坍塌这一点由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得以清晰表达，另一方面充当了现实社会主义卫星国家剧变的催化剂。经济失败是通过生产力发展的减缓并最终导致停滞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指标意义的是，在苏联，工业生产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7%下降到70年代的4%、再下降到80年代的2%。[5]同样，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从60年代的7%下降到70年代的5%左右，而后再下降到80年代的不足2%。[6]与此同时，消费资料严重短缺的情况持续恶化，技术倒退和产品质量低劣的现象不断增多。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增长经济的要求与中央计划经济运作之间的严重不相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力量能够相对自由地保证因增长而必须的集中程度，但在计划经济中，为了使增长与社会正义自相矛盾的结合在一起（例如，采用隐蔽失业的形式），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在增长过程中施加了各种扭曲性的干预，这些干预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效率低下的后果。同样，在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中，要引入新的技术和产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消费品领域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中非集中化的信息制度是必须的。
此外，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即经济增长。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生产的动机是私人获利、还是某种集体获益，在生产的组织及一般经济、社会生活中，同一种原则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不论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东方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以经济效率和竞争为其基本原则。显然，正如它们自身所表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两个版本都建立在市场经济所遵循的相同基本原则之上，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相似的等级制结构的再生产，相应地，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本身及其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原因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追求增长目标所蕴含的效率、竞争力是与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矛盾的。很明显，社会正义的标准，即社会主义目标得以建立的基础，要比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狭隘经济标准宽泛得多，而且与它们不能兼容。效率与社会主义伦理之间的基本矛盾，能够解释现实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失败（特别是低生产率）以及这一体制本身所依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例如，现实社会主义各国的两大主要成就，即消除失业的恐惧和在收入的分配方面实现比西方各国（在同一发展水准上的国家）更高程度的公平（当这些国家重新融入国际化市场经济之后，这些成就已经被严重地逆转）[7]，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低效率。[8]因为在第一个成就中，充分就业是通过西方经济学家所指称的隐性失业而实现的；而在第二个成就中，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更大程度的公平与刺激节约和工作的措施也是难以兼顾的。
主观因素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造成了一种日趋普遍化的理解，即这一体制不可能带来一个超越市场经济主要特征的新的生活模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这一体制中社会生活的官僚化组织，是造成这一国家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方案的信誉危机的本质性因素。由于增长既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依照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国家的共同目标，所以，很显然，一般民众更愿意选择真实，即选择也许会更好地供给所承诺的消费品（即便是不均衡地）的制度，而不愿继续支持一个不仅不能履行其社会主义诺言、而且还对市场经济进行拙劣模仿的制度。
事实上，根据对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一种重要解释[9]，政治民主以及在工作场所民主的缺失，是这种体制低效率的一个基本原因。工人不能参与决策过程，相应地缺乏工作激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直接生产者的异化。
因此，斯大林等政治领导人努力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激励来弥补经济刺激的缺失，但这种办法在一个以意识形态与现实根本矛盾为其特点的体制中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这个体制中，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平等与社会正义原则，而现实则是经济和政治权力极为不公平的分配。
同样，在现实社会主义各国中，也缺乏资本主义的两种主要经济刺激措施：消费主义和失业。消费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造成了一个低效率消费领域的经济过程的官僚化，还因为这些国家不得不把其短缺经济中的最大份额用来满足冷战强加给它们的高昂的防务开支。此外，通常写在宪法中的就业权利，不仅造成了广泛的隐性失业，而且强化了一种最小努力和消极的心态。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在涉及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等重要信息交流的效率方面，尤其如此。
所以，现实社会主义未能实现其创建一个高效的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首要目标。对于统治精英而言，这导致了以下的战略性困境：要么采取社会主义的权力分散化，要么通过市场分散权力。前者意味着创建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应通过以下途径才能实现，一是创建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新架构，二是为建立一种基于合作与团结原则的、新的国际化劳动分工而斗争这本身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对西方资本的自我排斥，但现实却是，许多国家正准备从西方国家大举借贷。更为关键的是，社会主义的权力分散化要求统治精英们必须在实际上进行自我否定，并解除他们已经构建起的等级制结构。后者意味着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将它与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完全相融合。这种经济将以竞争和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因而是与等级制结构的再生产和精英本身的再生产（尽管在形式上会有所变化）完全一致的。
不难理解，官僚精英选择了通过市场来分散权力。很明显，选择这种权力分散形式所使用的标准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像西方分析家和政治家所理解的那样）。为了证明其合理性，改革的倡导者们所使用的话语具有象征意义。根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的观点[10]，改革标志着理论的替代，即普遍的人类价值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所阐述的阶级利益。正是在这些以普遍价值为特征的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被认为是混合经济和自由竞争！显而易见，一旦改革主义精英启动了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这一进程本身的动力不仅必将导致对社会主义增长经济的超越，而且还将导致对现实社会主义自身的超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为了战胜既存的、强大的、且不希望看到对现状进行任何重大变革的军事工业集团，苏联的改革精英不得不在改革过程中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和方式。在东欧，与其他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同，自上而下类型的资本主义是由统治精英们引入的，因而在政治层面上有着更为开放的要求，而这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又为那些政治反对力量提供了机会（无疑这得到了西方精英们的大力鼓励），正是这些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重建中有着既得利益的政治反对派把苏联推向了分崩离析的境地并成功地颠覆了现实社会主义。
3．社会民主主义衰退的原因
然而，在目前并不仅仅是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了。尽管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荒谬地宣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极端形式的崩溃，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证实，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增长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版本的衰败也同样引人注目。
新自由主义共识的主要特点是社会民主主义内涵的巨大改变，即激进的退缩。这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国家主义的退缩，而且是指特殊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退缩。总之，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基本结构是以尽可能地减少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干预为特点的，换言之，就是尽可能减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时期的干预主义，这种干预主义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干预的中心目标，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阐明的，首先是实现并维持充分就业，其次是创立一个全面的福利国家，其三是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后者被认为是有保证的，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仅通过采用福利国家所隐含的社会工资制度，而且还采用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制度，它们与公共部门借贷相结合，共同对福利国家进行资助。
结果，追求这些目标的确在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水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建立了一个单一民族社会的形象。因此，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而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确有理由宣称，他们已经创立了一个没有牺牲个人自由的、社会正义得以保障的社会，即一个人性化的现实资本主义。
然而，与那些从前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已彻底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们的声称相反，这种具有社会关切的资本主义要么已经灭绝（如英国），要么正在迅速地消失（如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随着国家放弃对充分就业的承诺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与贫困的增加，再加上福利国家正在慢慢丧失活力，这些因素造成了当前的三分之二社会（更为确切的表述应当是笔者在本书中所称的40%社会）替代了单一民族社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非但不努力谋求激进的变革，来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反而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结果是，目前这些政党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几乎没有什么传承的关系。鉴于此，这些政党应当更为确切地被称作是社会自由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最近10年左右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已使得新左派中的老成员感到绝望，并提出了以下质疑：
在第二国际建立时，（社会民主主义）曾明确表示要推翻资本主义。然后，它从事了局部性改良，并以此作为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渐进性步骤。但最终，社会民主主义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福利和充分就业。现在，如果它接受缩减福利并放弃充分就业，那么，它将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运动？[11]
所以，在当代市场经济国际化强加给的结构性限制下，以及由于阶级结构变化而出现的选举考虑，使得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政策很难与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的政策相区分。从澳大利亚到瑞典，到处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在澳大利亚，工党热衷于实行私有化政策，并采取重大措施以削减预算赤字；在瑞典，早在1991年失去执政地位之前，社会民主主义者就着手实施有效去除就业制度和福利国家的政策；在挪威，充分就业作为工党战略的单一的、最为重要的目标，已经被放弃。[12]
社会民主主义在其发源地欧洲的命运，昭示着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这种形式的失败。通过欧洲联盟的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已被当代新自由主义共识所取代。创立单一欧洲市场的过程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罗马条约》，随着《单一市场法令》1993年生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阿约）取代了《罗马条约》，最近10年建立单一市场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不断增加的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日益严重的与三大经济区域另外两个部分（北美和日本）的竞争，迫使欧洲一体化加速进行。支持一体化加速的人们认为，21世纪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现在已经初露端倪，只有一个大陆范围的市场才能够为欧洲资本主义的生存提供安全和必要的经济规模。
的确，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欧洲联盟与三大经济区域中其他两个成员之间的经济差距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这一点可以从其出口份额的变化得以说明。在1980年和1996年之间，欧盟的世界出口份额大约下降了1.5%，而美国和日本的份额则分别上升了12.5%和15%。[13]欧洲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竞争力长期以来落后于其他两个地区。[14]
欧洲一体化所采取的形式以不同方式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倾向。假如这一过程的加速始于1979年其时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仍然预测，欧盟将建立在整个大陆层面实施指令型计划的基础之上[15]那么，欧洲一体化也许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其实，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实质，但在那时这一共识就已经开始破产。它提出应当用一种欧洲的凯恩斯主义取代民族国家的凯恩斯主义，在资本自由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这种提议已经过时了。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失败以及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盛，欧洲凯恩斯主义战略的提议被束之高阁。因此，最终欧盟内的主流倾向是将经济统一等同于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金融控制除外，而不走向建立超国家的控制。结果，欧盟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创立一个均质制度框架的范围内，在这一框架中允许企业不受限制的活动；与此同时，在环境保护和社会领域提供尽可能少的保障（仅限于与新自由主义共识的要求相符的方面）。
《单一市场法令》基于新自由主义关于欧盟经济缺少结构调整能力的假定，即由于市场机制失灵和各种影响自由竞争的要素导致的结构性缺陷，阻碍了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6]特别是就资本市场而言，解除对这个市场的任何控制，就是要创立资本在各国之间自由的、不受限制流动的条件，这被认为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最为重要的障碍并不是《格奇尼（Gecchini）报告》中明确提出来的东西，而是那些隐含的、特别是对竞争重要性的强调。这些隐藏的障碍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性障碍，它们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时期引入的，而《单一市场协定》却着手予以清除这一任务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完成。这类制度性障碍是指为了保证充分就业而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带来了严重财政问题的福利国家以及并不总是依据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的宏观经济指标出发的工会的限制性措施和公共公司。在欧盟经济国际化程度还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些障碍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实质性的消极影响。然而，随着欧盟经济国际化程度提高、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扩大，上述制度就不再能够与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实施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和谐共存，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就是一个例证。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基本目标是清除这些制度性障碍，特别是通货膨胀和由于国家主义扩张而造成的公共领域的巨额赤字。依照这个逻辑，条约所唯一提及的经济指标就是物价稳定、可靠的公共财政和可持续性的支付平衡，而充分就业和提高（即使是保持）社会福利水平没有作为目标被提及！所以，毫不奇怪，《马约》的社会向度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机制像它所建立的反对通货膨胀那样的机制来保障工作的权利、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社会宪章》（社会民主党人引以为骄傲的）本身的目标是经济的而非社会的。依据研究这一议题的专家的看法，《社会宪章》所感兴趣的不是民众而是效率和生产劳动单位。[17]此外，正在走向崩溃的民族福利国家并没有被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所取代，共同社会政策应该包括基本需求（健康、教育、社会安全等）保障和所有人共享的、能够极大地减少欧洲贫困的最低收入。因此，为了加强针对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力，欧洲目前的理想就是退化成为一种美国化的欧洲，在三分之二社会中奢侈与极端贫困比肩而立。
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只是公开确认了共同体早已从《单一市场法令》所获得的新自由主义特征。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来提高竞争力成为首要的目标，经济货币联盟（EMU）第二、第三阶段所建立的机制就是最好的佐证。因此，单一市场经货联盟表明，它既不是各个民族的一体化，也不是各个国家的一体化，而只是自由市场的一体化。但是，自由市场不仅意味着商品、资本和劳动力不受限制的流动，也意味着灵活性，即消除阻碍物价和工资自由组合的各种障碍，全面削减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实际上，欧盟新的制度框架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共识的特点，其实质就是使其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显然，新制度的目的就是使有组织资本的自由最大化，通过各种方式使权力的集中更加简便易行，同时，通过各种方法特别是失业的威胁，使有组织劳动力的自由最小化。
因此，当今欧洲正在建立的制度框架由一个模式所组成，在这个模式中，增长的持续性取决于其经济进一步国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摧毁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持续扩大出口以应对不断增长的进口数量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地区之间（如欧盟对日本和北美），也出现在每个地区内部，胜利者将是最富有竞争力的国家（地区），也就是那些拥有生产和技术基地、能够保证生产率显著、持续增加的国家。
所以，不应当指责社会民主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也不应当指责他们赞同欧洲正在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实际上，这其中既没有什么背叛，也没有任何未来来自制度框架内部根本变革的可能性。换言之，如果我们认可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在绿色运动中的同道者所持有的观点，即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以及为此必须通过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来不断提升竞争力的话，那么，全球化只能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在目前只能是得到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的某种版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之内，国家的社会作用的最小化鉴于美国和远东地区缺少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制度性障碍较小等因素，是欧洲资本与日本和美国资本进行有效竞争的一个前提条件。
当前，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面上，还是在后《马约》欧洲的超国家层面上，社会民主主义都没有意义。为了从根本上强化国家的社会作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改变当前制度框架的任何尝试，都将使欧洲与日本或美国相比更缺乏竞争力，会造成欧洲资本大规模抽逃的后果。此外，一种新的欧洲范围的凯恩斯主义也不具有可行性，除非它与一种高度保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自力更生型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解决方式恰恰与现行体制的逻辑和动力相矛盾。
这种解释也适用于以莱茵模式为基础的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经济，莱茵模式是由米歇尔·艾伯特 (Michel Albert) 概括总结的。[18]他认为，各个国家不同的金融结构和社会保护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从几乎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的美国、正在迅速废除社会保障的英国到社会保障程度较高的德国。艾伯特认为：资本主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各种倾向的聚合体，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流派和由此而出现的两大学派[19]，一种是新美国模式，另一种是社会市场的莱茵模式（首先包括德国，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日本）。后者是一种利益攸关（stakeholder）类型的资本主义，试图用使所有人作为一个整体对生产的贡献而获得社会回报的方式来重新安排制度结构。这种资本主义类型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其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与英国和美国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劳动力市场相反，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包括各种社会控制：过高的裁员支付、过长的解雇预先告知期、贸易限制措施、长假期，等等。因而，如果考虑到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德国的经济成就，那么就会得出的这样结论：即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不仅在经济方面具有优越性、而且由于它在社会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所以应当被采纳。
然而，当前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英国自由主义模式与莱茵社会市场模式之间的竞争中，前者是胜利者。当然，从本书第一章的分析来看，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莱茵模式并不是一个面向未来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市场化国家主义阶段的残余，在当代市场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它显然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一旦全球市场化被强化，莱茵模式就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它的命运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对市场、包括其竞争对手对市场相同的社会控制，任何民族资本主义都难以生存。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经济增长长期下滑、资本抽逃、失业激增。1965~1980年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3%，1980~1990下降到2.2%，1990~1999年间则下降到1.5%。[20]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在海外投资比外国在德国国内的直接投资高5倍。[21]据估计，在最近十年的前半个阶段，德国因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生产大约损失了一百万个就业岗位。[22]上述因素与德国重新统一后关停东部地区低效率工业的因素加在一起，造成失业率上升了50%。[23]
这种危机可以直接归因于影响单位劳动力成本和竞争力的各种非灵活性制度，它们是由德国社会市场引入劳动力市场的并在最近10年造成了德国出口份额近20%的大幅下降。[24]这就是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采取措施使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严格限制福利国家的原因所在，标志着德国社会市场制度的终结。红绿联盟执政后也未能阻止莱茵模式的衰败，尤其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和绿党共同接受了内含着新自由主义共识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最近，格哈德施罗德总理也宣布，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工作岗位，应当严格限制失业救济金的支付。为此，他准备引入立法以迫使地方职业中心削减或冻结那些拒不接受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也不寻求获得更高工作资质失业者的补贴。关于绿党[25]，它进入政府以及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科索沃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同样的立场可以在目前以战争反对恐怖主义的政策主张中得到确证）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解放力量的绿色运动已经寿终正寝了。
面对社会市场在国家层面上不再具有可行性的事实，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了社会市场欧洲化的建议。但是，这意味着使欧洲与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相隔绝，而在当前确立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中，这种建议不具备实践上的可能性。
[注释]
[1] Vladimir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17), p.30.
[2] Grigori Maximof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Glencoe: Free Press, 1953), p.287.
[3]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2.
[4] See also Takis Fotopoulos, TID, pp.73-85 and pp.100-104; The catastrophe of marketization, Democracy & Nature, 5/2( July 1999), pp.275-310.
[5] Al Szymanski, The Socialist world system, in Christopher Chase-Dunn(ed.), Socialist States in the world Syste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2), table 2.3.
[6] 20世纪8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只包括俄罗斯联邦， 参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7] See Michael Ellman, Socialist Plann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67-268.
[8] Takis Fotopoulos, The catastrophe of marketization, Democracy & Nature, 5/2(July 1999), pp.275-310.
[9] See Cornelius Castoriadis, 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volumes 1-2 and Rudolf Bahro,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London: Verso, 1978).
[10] Alexander Yakovlev, The Fate of Marxism in Russia(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 Perry Anderson and Patrick Camiller, Introduction, in Perry Anderson and Patrick Camiller(eds.),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London: Verso, 1994), pp.15-16.
[12] Jan Fagerberg et al., The decline of social-democratic state capitalism in Norway, New Left Review, No. 181(May/June 1990), p.88.
[13]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1999, table 15.
[14] 1980~1992 年间，欧洲的竞争力下降了3.7%，与此同时，美国的竞争力上升了2.25%, 多年居于竞争集团之首的日本的竞争力上升了0.5%, 参见World Economic Forum(1993)。
[15]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hallenges Ahead-- A Plan for Europe(Brussels, 1979).
[16] Paolo Gecchini, 1992: The Challenges(London: Wildwood House, 1988), p.4.
[17] F. Weber, Impact on the Social Charter, Europe 1992(Dublin, 1991), p.34 and p.37.
[18] Michel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London: Whurr, 1993).
[19] Ibid., p.5.
[2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table 2 and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11.
[21] Norbert Walter, German Social Market Economy need new lease of life, The Guardian, 13 Feburary 1995.
[22] Mark Frankland, The Observer, 24 December 1995.
[23] The OECD Statistics, Standardised unemployment rates, News Release, 6 August 2000.
[24] 德国出口份额从1990年的12.6%下降到1998年的10.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20.
[25] See Takis Fotopoulos, The war in the Balkans: The First World of the internationalized market economy, Democracy & Nature, 5/2(1999), pp.35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