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增长经济的生态失败
1．增长意识形态的终结
增长意识形态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所谓的进步观念。它不仅构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而且还是两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组成要素，这两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进步的观念并在现代性的各种形态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是：理性人类的目标是由人类自己、而不是由什么神圣的的典籍所决定的，该原则被概括为知识自由繁荣的三步曲。科学知识在技术领域的成功运用创造了不断进步（直线的或辩证的）的神话这种知识源于理性的方法（推理、实验等），而不是通过直觉、情感或其他非理性的方法。产生于市场经济的特权社会团体接受了进步的观念，并很快将其变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市场经济的动力即经济增长与进步的观念完全相符。但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观念也被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好处的、反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团体和激进理论所接受。因此，进步的观念不仅仅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采纳，后者把进步观念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1]，而且也被生态无政府主义理论所接受，在向一个解放性后短缺社会定向演进的背景下，该理论力图展示一个将自然与社会进化综合在一起的辩证过程。[2]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作为一系列主观的和客观的变化的结果，增长意识形态，尤其是进步与增长的联系遭到了具有民主传统的思想家[3]、然后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主观的因素是指，在科学范式中出现了从牛顿机械论模式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向不确定性和主体间性的转变，不确定性和主体间性的特点现在被概括为或然模式和无序与复杂性理论这种转变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自由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所阐发的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真理。[4]客观的因素是指，市场经济的动力不仅导致了以国内和国家间严重经济不平等和财富集中为特点的经济不平衡发展（如发展在南方国家的失败所表明的），而且对环境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种破坏超过了现代以前全部人类历史对环境带来的破坏。
作为这些趋势的一个结果，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种转变，资源不会耗尽的现代信条被当前的资源短缺、资源保护伦理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技术等观念所取代。因此，显而易见，以科学为基础的增长是进步观念实现的神话这个神话是现代性所有形态的共同特征已被当今以科学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减去了进步）的新神话所取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支持者不仅认为现有的权力集中结构、特别是市场经济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还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和技术也是中立的，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上述立场转变也就不令人感到吃惊了。但是，就像笔者在其他地方力图表明的[5]，如果科学和技术是中立的假说遭到挑战，那么，整个绿色技术科学的观念，更不用说绿色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会变成另一种幻想！然而，进步神话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像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持一种政治不可知论，该理论认为，所有的历史阶段和先前的社会都具有同等价值。相反，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发展问题，而这正是本章的主旨。
但是，先让我们看看增长经济下的孪生危机，即它的生态负后果及其在南方国家尝试的失败。
2．增长经济的生态失败
当前，西方多重性危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生态危机，指的是我们作为社会个体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危机。生态系统的破坏、大范围的污染、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作为世界上1/3动植物庇护所的世界热带森林仅在20世纪就已消失了一半，而且这个过程还在加速进行，等等。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迅速恶化已使经济增长受到了限制，这一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尤为明显。当然，如果考虑到与市场经济新形式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是大众消费主义（增长意识形态的衍生物），考虑到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肯定是消极的，那么，上述情况应当在预料之中。
因此，尽管生态现实主义者努力为增长经济描绘出一幅光明的蓝图[6]，也不能否认自经济起飞以来二氧化碳浓度（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已经增加了近30%[7]，而在市场经济出现前的整个千年中，二氧化碳浓度都基本保持稳定。结果，今天被广泛认可的事实是，温室效应是当今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并正在导致灾难性的气象后果。[8]然而，与改革主义的左派或正统的绿色神话相反，灾难性的气象后果并不仅仅是一些大公司因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对此问题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的实施所造成的。事实上，对付温室效应的有效行动，要求人们彻底改变当今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是由市场经济的动力、国家间和国家内收入与财富的集中以及相应的城市化所决定的，同时也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特别是汽车文化的影响。这一集中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是农业的工业化。它不仅导致了小农场主的消失，导致了通过基因工程（期望解决因人口增长而出现的粮食危机）使农业进一步工业化的要求，也造成了疯牛病（人类生活本身也有可能受到灾难性影响）、口蹄疫之类疾病的传播。显然，全球化的环境后果是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尤其是指被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化了的权力集中系统，而不是什么糟糕的经济政策和实践。
在上个世纪最后的25年中，对增长经济中潜在生态副效应的认识，导致了各种生态学方法的出现。对这些方法加以分类的一个基本途径是，认清它们是以生态为中心的还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把人类看作是生命网络中的一部分（比如深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则把人类看作是最高级的生命（比如生态社会主义）。然而，这种划分生态方法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两种不同类型之间可能具有的相互联系，比如社会生态学所阐明的。
因此，笔者将首先划分生态学的不同方法，其依据是看它们是否对以下两个方面做了综合的尝试：一方面是对增长的潜在生态影响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是对市场经济中应对市场化因素的经典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分析。依此，我们可以对生态认知方法做如下区分：
* 自由环境主义[9]，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环境分析的综合。
* 生态社会主义[10]，在环境难题分析中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环境分析的综合。
* 社会生态学[11]，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和剥削的等级制结构，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与环境分析相综合的尝试。
至于其他至少从表面上看并不以综合其他传统为目的的方法，我们可称之为纯粹生态的认知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种深绿的方法，它几乎专注于增长经济中隐含的生态难题。另外，适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法，也可以归为此类。[12]
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考察可持续发展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已被当今部分跨国精英所接受。它始于布伦特兰报告的发表，并很快得到了世界各地绿色现实主义者的支持[13]，目的在于实现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它被定义为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4]
布伦特兰报告建立在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
* 经济增长是社会正义的关键，因为它能够消除贫困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主张只是一个幻想。
* 增长是环境保护的关键这是另一个建立在绿色资本主义假说基础之上的幻想。一方面，它忽视了存在于增长经济内部的逻辑和动力之间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它试图以质量指标（在过去是社会正义，现在则是可持续性）为这一动力设定条件。
* 增长可以是环境可持续的，条件是工业化国家能够继续最近发生的增长向更少原料与能源集约型活动和原料与能源有效利用等方面的转变[15]就现实生态难题还在不断恶化（如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森林面积缩减、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等）而言[16]，上述原则又是一个空想。
的确，每一个跨国公司的体面人物在演讲时都谈论可持续性，由跨国精英控制的组织（比如世界银行、欧盟的官僚机构等）也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报告，组织了多次讨论会并对可持续发展与资源保护的研究提供资助，而后现代科学家则创建起有关后现代科学作用的理论，试图将其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非剥夺性关系基础上一个所谓的重新陶醉大自然的过程。[17]此外，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了绿色政治家和组织（绿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的促动，这些组织直接或间接地由跨国公司资助。[18]再考虑到主流绿党已在欧洲几个国家中分享政府职位，那么，可持续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范式并不令人奇怪。
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国际化市场经济的现存制度中，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本身自相矛盾。对此，塞尔奇拉图切（Serge Latouche）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只不过是试图缓解经济增长坏的方面的最新尝试。但是，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考量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也没有改变现代性的逻辑。[19]
由此，人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可持续发展方法忽视了作为增长的一个基本结果和前提条件的权力集中现象，这一事实，与它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紧密相关：更多的增长、更多的努力和更好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以及提高能源与资源利用的效率。显然，这种方法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寻找途径，而是寻求创立一个生态友好的市场或增长经济这显然是矛盾的。
3．发展的生态向度
20世纪80年代，日益突显的生态危机为发展的讨论增添了一个新向度。在那之前，这种讨论还只是集中在如何在南方国家复制北方增长经济的可能性问题上。结果，发展中隐含的生态后果和对增长经济本身渴望的价值成为讨论的核心。
对于正统经济学家而言，问题在于发展是使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还是由于缺少发展而导致了环境问题。世界银行的报告（1992）认定，许多问题与经济欠发展有关；它特别提到了南方国家存在的卫生设备和清洁水源的缺乏、生物质燃烧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多种类型的土地退化，这些都是存在贫困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同一组织的报告又说：许多其他问题是由于经济活动的增多而恶化的：比如与工业和能源相关的污染（地方的和全球性的）、商业伐木和水资源过度利用而导致的森林减少。[20]
毫不奇怪，世界银行所提出的两种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与维持和继续现存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目标相一致的。因此，它对环境难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更多发展，条件是必须成为一种充分考虑到环境的价值的发展，以便实现一个在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更好的置换。这样，环境就被设想为能够被估价的东西（即使是以一种附加价值的形式），就像在市场经济下其他事物也被赋予一个价值一样。依此，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被内部化，或者通过创造新的可赢利的绿色商业活动，或者通过国家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正确行动。
然而，除了无法把一个客观的价值强加到构成环境的绝大多数因素（因为它们牵扯到一个十分主观性的因素，即生活质量）这一事实，实际上，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蕴涵着将环境本身市场化。因此，这种方法不仅轻易地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从产生起，它就与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土地相结合并触发了生态破坏的过程，而且还推荐将市场化过程扩展到环境的其他构成部分（如空气、水，等等）！因而，预测这个过程的后果并不困难：环境将被置于或者是主宰市场经济的经济精英们（如果它能够被分配一种实际的市场价值）、或者是国家（如果只有一个附加价值对于它是可能的）的控制之下。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能否遏止住生态破坏并不确定，但主宰环境的精英集团试图用绿色处方把对自然的控制持久化却是一定的。
无疑，世界银行忽略了强有力的相关证据，即环境恶化主要是由发展引发的贫困而不是由于欠发展而导致的贫困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同意是富裕国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环境的恶化而不是由于那些穷国的话，情况尤其如此。在1990年，占世界人口15%的高收入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9%，而在1997年，这一比例则超过了50%。[21]即便如此，世界银行仍认为，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缺陷，并争辩道：
对于那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来说，增加消费当然意味着可利用储备的减少。然而，在经济层面上，没有证据支持那些已经市场化的非再生资源比如金属、矿产和能源正变得更加短缺的假定。这是因为，潜在的或实际的短缺会由市场价格的攀升反映出来，反过来，这种短缺会诱发新的发现、效率的提高、替代品的可能性及技术革新。[22]
很清楚，世界银行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对于增长经济的再生产而言，集中不仅是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转型时期，提高市场价格将发挥赤裸裸的分配机制功能，而这将使特权社会集团从中得利。不仅如此，即使技术革新方法能够跟得上市场价格提高的速度，非特权社会集团至少在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利用它们的问题上也是不确定的。显然，世界银行仅仅满足于对那些因为增长而逐步短缺的世界资源根据钱包大小进行分配。除此而外，并没有证据表明，由更高价格诱发的新技术将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可持续增长。事实上，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的：低投入生产也许是对环境最为友好的系统，人类自古以来都一直在实践它；但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都由于其产量低和不能满足不断增长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而摒弃了它。[23]放弃这种实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使得农户依赖于化学公司和出口农作物，以便使他们能够购买通常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化学产品。
[注释]
[1]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pp. 62-67.
[2] Takis Fotopoulos, TID, pp. 328-340.
[3] Cornelius Castoriadis,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1), chapter 9.
[4] Takis Fotopoulos, TID, chpater 8.
[5] See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 democratic concep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cracy & Nature, 4/2(1998), pp.54-86.
[6] See Greg Easterbrook, A Moment of the Earth(New York, 1995).
[7] 二氧化碳的浓度是由每百万单位（取自冰层样本）中的含量来测量的，它在1000~1075年间是280，而在这个千年结束时（1996年）已经达到了361，参见Paul Brown, The Guardian, 13 July 1996.
[8] UN: The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Shanghai: 2001), Tim Radford and Paul Brown, The Guardian, 31 January 2001.
[9] See Michael Commo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London: Longman, 1988).
[10] See David 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London: Routledge, 1993), and Modern Environmentalism(London: Routledge, 1996).
[11] See Murry Bookchin, Remaking Society(Montreal: Black Rose, 1989),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Montreal: Black Rose, 1990), and From Urbanization to Cities(London: Cassell, 1995).
[12] 对这些生态方法的进一步讨论，参见Takis Fotopoulos, TID, chpater 4.
[13]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United Nations, 1987).
[14] Ibid., p. 87.
[15] Ibid., p. 51.
[16] Ted Trainer, A rejection of the Brundtland Report, IFDA Dossier 77(May-June 1990), p.74.
[17] Ilya Prigogine and Isabelle Stengers, Order out of Chaos(New York: Bantam, 1984), p.36; quoted by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London: Routledge, 1997), p.267.
[18]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London: Blackwell, 2001), p. 207.
[19] Serge Latouche, The paradox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mocracy & Nature, 5/3(November 1999), pp.501-510.
[20] World Bank,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
[21] Se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table 10.
[22] World Bank,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p.37.
[23] The UNFAO, Sustainable Crop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Background Document (UNFAO: 1991),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