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当代，我们所称的“他治（非自治）现代性”的普遍化曾诱使福山得意洋洋地宣告“历史的终结”。[1]但是，事实上，目前的多重危机恰恰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形式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危机。本书的主旨有二，一是展现当代多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在所有层面上的不断集中，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他治”现代性（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动力的必然结果；二是提出一个新的解放方案，该方案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新的乌托邦，也许应当被视为危机解决的唯一出路。

根据自治民主传统与他治传统之间的历史冲突，对当代危机形成的原因及解决途径的分析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由自治民主传统所激发的基本目标是所有权力形式，主要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平等分配；而他治传统支持者的目的，总是生产和再生产出建立在权力集中基础之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

发端于古代雅典的自治活动被湮没了几乎15个世纪，在那段时间里，非自治的传统占据统治地位。尽管自治的传统在公元12世纪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城市中又重新出现，但不久就陷入了与新的非自治形式——国家主义的冲突。最后，这种新形式摧毁了地方自治和联邦主义的尝试。[2]向现代性的转变也打上了两种传统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尖锐冲突的烙印，非自治传统主要通过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扩展而传播。与此同时，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自治活动在知识分子、社会和政治层次上被激进化了（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的城市自治机构，等等）。

显然，当代现代性的非自治形式占据统治地位和普遍化并不意味着像福山和其他理论家所假定的那样，必然存在着某种向这种现代性形式进化的过程。同样，也不存在着向自治社会进化的过程。[3]因此，包容性民主所提出的自治社会只不过代表着在这两种社会可能性——自治可能性与他治可能性之间的一种自觉选择，而不是什么正在显现潜能的现实化。也就是说，民主社会将是一种社会创新，只能建立在以我们自己有意识选择的、能够有助于个人和社会自治的那些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之上。

然而， 民主社会是一种自觉选择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随意的选择。各种事实清楚地表明，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他治社会形式陷入危机的时期，自治规划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而且，在过去他治社会形式始终在社会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事实也并不表明，其本质优于自治社会。享有特权的精英们创立并始终维持他治的社会形式，其目的在于通过暴力（军队、经济）和非直接的控制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大众传媒）使权力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化。

因此，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并不像其理论家所庆贺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当前普遍存在的制度毫无疑问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社会制度，而且注定要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带来痛苦和不安全，并以生物灾难的方式危及到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另外，它也并不像社会民主主义者迫不及待所宣称的那样，昭示着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战胜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在二次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福利国家、倾向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共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安全网”和有利于特权集团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显而易见，在新的千年开始之际，创制新的解放方案是绝对必要的。这个运动应当是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主要历史传统的综合与超越，并代表着当代解放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绿色和女权运动、本土的与激进的第三世界运动）内的反制度潮流。

对于包容性民主而言，新解放运动不仅扩展了公共领域的活动，还超越了传统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包容性民主蕴含着废除政治、经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及其再生性的制度结构，废除在家庭、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更广泛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等级制结构。换言之，就是在社会层面上废除统治关系及其所隐含的对自然界进行统治的观念。

目前，尽管解放话语从社会主义转移到民主主义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有关民主主义的一般讨论涉及到被称为“激进民主主义”的各种版本——后现代主义者和“公民社会”方法的支持者都使用这一术语。而所有研究民主主义方法的共同特点是，认为现今的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所界定的制度框架是理所当然的，主张市场与生产方式的社会或私人所有制形式相结合，并在强化社会制度和公民运动的意义上使国家“民主化”。

在本书中，“激进民主主义”的概念是反历史的和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的。之所以说它是反历史的，是因为它忽视了结构变化，而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公民社会制度（工会、地方经济、公民团体等）的弱化。之所以说它是乌托邦的，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和公民社会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框架中，强化自治制度是唯一的可能性，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不会与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和国家权力的逻辑与动力发生冲突。

但是，如果在当代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的条件下，“激进”的民主主义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乌托邦，那么，本书所定义的包容性民主类型就远非仅仅是一种理想社会意义上的乌托邦。一个解放方案如果以当代现实为基础，并表达了重要社会阶层的不满及它们在现存社会中所进行的或明或暗的抗争，就不是乌托邦。实际上，本书的主旨就是想表明，当代多重危机（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非民主组织中，在这个意义上，多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权力集中于各种精英集团手中。这种集中可以追溯到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必然结果的增长经济的建立，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代议制“民主”的引入。

因此，本书所阐释的包容性民主概念，恰恰体现了那激发其政治和经济内容（“直接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与当代解放运动（激发了其生态与社会的内容，即“生态民主”与更广泛“社会领域”的民主）的综合。显而易见，包容性民主与当今盛行的“民主”理念与制度无关。它将涉及建立在一个由自治市镇（demoi）组成的邦联基础之上的非集中社会，而所谓自治市镇是指基于直接政治、经济民主(超越市场经济和国家计划的局限)、社会领域民主和生态民主的社区（communities）。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再是掌握和使用权力的一种技巧，而是再次成为社会成员自我管理（广义而言应包括政治、经济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的工具。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讨论了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发端，考察了从自由现代性向当代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瞬时发生的现象，而是两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的一个过程的终结，并已经把过去由社会控制的经济转变为当代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主义（即国家控制经济和通过市场自我调节进行的广泛干预、旨在直接决定经济活动层面的时期）只不过是市场化过程中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阶段，这个过程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因为国家主义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第一章）。

其次，本书将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失败，包括东方的“现实社会主义”形式（如中东欧和中国的体制）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笔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社会公正”这一社会主义要求。社会公正包含着经济权力的分散和平等，但在增长经济（在西方是市场经济动力的副产品，在东方是与生产力发展相关联的进步的同义语）的要求下则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权力的集中。

再次，本书还将探讨增长和发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是后殖民时代南方国家增长经济生态失败的后果，也是与之并行的创造增长经济的市场经济动力失败的一个后果，它与讨论的北方国家的情况相类似。

第一部分结束时强调的是，当代多重危机（经济、生态、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可以最终将其归因于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框架所隐含的经济、政治及社会权力的集中。

依据包容性民主概念，本书第二部分阐释了一个新的解放方案。首先探讨的是历史上民主的概念（古典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流行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各种版本和民主方案的哲学基础。其次，根据一个邦联化的包容性民主模型勾勒了新的解放方案，论证了优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社会组织新形式的可行性。最后，对包容性民主的政治、经济转型战略的论述予以简短的概括总结。

 

[注释]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 Penguin 1993).

[2] Peter Kropotkin, Mutual Aid(London: Willaim Heinemann , 1902), chapters 5-6.

[3] 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TID)(London & 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1997),  chapter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