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说明
译者初次接触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先生的作品是在2005年底，当时郇庆治教授提供了福托鲍洛斯所撰写的《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一书中的两章。虽然将这两章内容翻译并予以发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但就当时而言，我仍然对其思想主张不甚了了。这次，《环境政治学译丛》第二辑又将这本书收入其中，给了译者再次翻译、研读福托鲍洛斯先生著作并相对全面地理解他的思想主张的机会。
《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一书共16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作者阐释了当代多重危机的各种表现，探究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纳总结了此次危机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作者提出要克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必须从现有体制外而不是体制内寻找途径，必须用新的民主形式，即包容性民主替代现行的制度框架。作者勾勒了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主要内容，论证了其可行性，并为当代政治、经济转向包容性民主制定了转型战略。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其代言人曾宣称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然而，本书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并没有如期地带来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和谐，冷战结束的“红利”并没有惠及所有的民众。相反，在发达国家内部、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南方各发展中国家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环境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全球财富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权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在某些发达国家、集中在某些发达国家中的各种精英手中，不仅拉大了南北差距，而且使各个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和低薪雇用；其次，代议制“民主”将绝大多数人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所以政治领域中的冷淡主义和反讽主义盛行；其三，在社会领域，社会对立严重，各种类型的不安全感不仅笼罩着社会的中下层，也弥漫于社会的上层阶级，而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做法又加剧了社会的进一步对立；其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破坏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加剧了全世界文化均质化进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占据统治地位文化的垄断；其五，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反对将历史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进步进程，反对本质主义和决定论，反对各种“规律”、“客观性”和“确定性”，从而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基础——理性主义；其六，以满足市场利润而不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的物质生产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是当代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中所蕴含的对自然进行主宰的观念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目前情况下，发展在各个领域中不再具有可持续性，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所说的当代多重危机的本意所在。那么，导致当代危机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当代多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现代性的两种主要制度形式，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动力的必然结果。为此，作者首先追溯了这两种制度的起源，指出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和运转的后果就是使经济、政治与社会相脱离。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制度出现之前，古代经济和封建经济制度都根植于社会关系之中，非经济动机规范着产品的分配，经济关系只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市场经济出现之后，市场因生产资料——如劳动力、土地和金钱而得到发展，其自我调节的性质使社会成了市场的附属物，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追求利润的愿望，“深嵌于社会关系中的经济被深嵌于经济制度中的社会关系所取代”。在政治领域中，代议制“民主”也是精英们的一种发明，在这种貌似“民主”的制度下，雅典民主中的关键部分，即“言论平等”被言论自由所取代。这样，代议制下的民主不再意味着平等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是成为权力的附庸。而且，通过选举机制，权力被自愿地、合法地转移到政治精英手中。可见，这两种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包含着排斥社会控制、排斥多数人参与政治过程的性质和机制。
其次，作者考察了自由现代性向新自由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并论证了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前者的关联和不同。自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的现代性出现过三种形式，即自由主义现代性、国家主义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从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是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那时，各国的经济精英试图建立起完全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但由于那时的精英们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所以难以建立起真正的、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最终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市场失灵之后，东西方采取了国家主义形式的不同版本，来力图扭转市场化进程。在东方，苏联东欧各国用中央计划取代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在西方，社会民主党则采纳了凯恩斯主义，试图以国家对市场机制的干预来保证充分就业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东西方不同版本的国家主义现代性就其所造成的后果而言与自由主义现代性具有相同之处，即社会、经济与国家的分离。也就是说，国家主义现代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治现代性两种主要制度形式所具有的排斥性质。随着市场经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主义的东西方形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种客观需求。新自由主义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主义现代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但并不是前者的简单循环或重复。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不仅建立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庞大组织，而且造就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国精英，即在跨国层面实施其经济、政治或总体社会权力的精英，从而填补了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在建立国际化市场经济中的关键性缺项，也就是说，导致自由主义现代性失败的“民族”限制已经随着跨国精英的出现、扩展而消失了。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所表达的是经济精英追求跨国利润的要求，其经济利益更多地依赖世界市场的扩大而不是其母国国内需求的扩大，因此，他们必须而且已经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持续的、自我调节的国际经济，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他们成功地打开了各国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一旦新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市场经济被制度化，各执政党，无论是保守党还是社会党，都不得不实行相同的政策来保护精英们的优势地位，因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存都依赖于此。
其三，作者指出了市场经济中所蕴含的增长观念的后果即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生态崩溃，主张抛弃以人类为中心的增长意识形态。所谓增长意识形态就是“指以人类生存为中心目标的、生产和生产能力不受限制的增长”，这种观念发端于启蒙运动并构成了现代性的两种主要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市场经济制度首个组成部分，即市场化过程中，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有过激烈的较量，然而在其第二个组成部分，即经济增长方面，两者却有着高度的一致。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性质而言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增长经济，都以效率的最大化为目标，而且造成了与当代危机紧密相连的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和对生态严重破坏的后果。它们所不同的只是实现增长的手段以及与这一手段紧密相连的权力集中方式。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中，经济增长以及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是由市场或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绝大多数同样的问题是由中央计划机制来完成的。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中，增长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机制源于体系本身“内部”的逻辑和动力；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各国，同样的目标及实现的机制则源于“外部”的压力。前者尚能够体现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人为的干预。与上述经济增长的手段相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权力的集中是通过市场规模和效率的最大化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权力的集中则是通过政治官僚各种不恰当的干预来实现的。在生态方面，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都产生了相类似的环境问题，但由于人为的干预（如压低价格、技术效率低等），所以在现实社会主义各国环境恶化的程度要更大一些。此外，作者还着重指出了经济增长在现代等级社会中的特殊功能，即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而且还是现代等级社会经济、政治权力不平等分配结构再生产的一种方式以及支持这种方式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权力不平等分配问题，就必须抛弃增长经济和增长意识形态。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明确提出，解决以权力在各个层面上集中为特征的当代危机的出路，就在于建立能够保障权力平等分配的新的制度框架即民主。在考察各种不同派别对民主的界定及其实践的基础上，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雅典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以及各种“激进”的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或全面的民主。在政治层面上，民主只能有一种形式，即由人民自己行使主权，或曰个人的自治，那种将代议制等同于民主的做法是对民主本身的误解和扭曲。在廓清民主含义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新的解放方案——包容性民主，指出包容性民主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基本的原则是必须摒弃人类对人类制度化的统治以及对自然进行征服的观念；阐述了在新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民主的目标及实现途径；制定了从当代等级制度走向包容性民主的战略。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将更多笔墨用于对当代社会多重危机的批判和揭露，这是本书的主体。我们也许并不完全赞同其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作者分析问题的角度、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区分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可以给我们以启迪。在某种意义上，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阐述作者对克服当前多重危机的一些设想，比如如何通过公民教育实现直接政治民主，如何通过确定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通过代金券制度来实现经济民主，如何改变我们的观念以做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选择等。但是，在当前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以及其赖以产生的制度可以不断地再生产出这种集中的背景下，上述主张还很难变为现实，而这一主张中包含的作者所谓的“积极”空想成份也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这些都需要读者自己予以鉴别、把握。
翻译一本专著于我而言既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挑战。翻译的过程是与作者思想逐步靠近、对话、理解、质疑乃至批判的过程，所以，如何把作者的思想用中文予以系统、明确、贴切地表述，乃是译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明知译事的最高境界是“信、达、雅”，但真正身体力行之时，方知力有所不及。翻译过程中的诸多愉悦和苦闷我已品尝，而译作中的许多遗憾只能留待日后予以弥补和改进。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首先要特别感谢郇庆治教授，正是他的建议、决心和信任才使这本书的翻译成为可能；同时还要感谢王秀婷同学，她对本书的初稿作了初校并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建议；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付出，即便是这样一本译著也难以完成。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具体分工如下：李宏负责序言、导言、第一、二、四、五、六、七、十一、十六章，王秀婷负责第三、九、十章，伊国栋负责第八章，侯永军、程鹏负责第十二章，房龄负责第十三章，陈志负责第十四章，刘艳花负责第十五章。全书由李宏统校并定稿，因此，由于语言水平和专业知识所限而出现的错误，应由本人负责。
李宏
2007年7月于山东大学